最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创刊号上亲自写了一篇《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文章。文章充分表达了他对陈独秀精神最深刻的了解和最崇高的敬意。文章在全文转载《北京市民宣言》、报道京沪等地营救活动后写道：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时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加给他。[152]
文章结尾，毛泽东竟然情不自禁地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并认为：“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想，使他越发光辉远大。”
从这篇文章看到，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崇敬，经过了《新青年》初期的“楷模”，1918年到北京拜访时“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已经进入到唯其独尊的“思想界明星”的程度。所以，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即在陈独秀被视为与托派相结合、被共产国际定为反党反革命开除党籍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了不得罪共产国际和迁就大多数而维持原案的同时，还特地为他辩护，对他在五四时期的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从“思想界的明星”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虽然经过了26年的巨大变迁（中共决议把陈开除并定他为反革命的时候），毛泽东对陈独秀往日的崇敬心情，依然没有改变。虽然，这些话是在中共内部讲的。
综上所述，当时，陈独秀在囹圄之中，但在神州大地上，这颗“明星”却如此闪烁！
患难识知己，高山觅知音。这次被捕事件，除了毛泽东，最深切了解陈独秀人格魅力和思想价值的要算李大钊。陈在狱中时，李发表《是谁夺走了我们的光明》是为一证。陈出狱后，李又作《欢迎独秀出狱》诗三首，更富激情，意蕴深远：
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于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屈服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相别才有几十日，这里有了许多更易；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我们的报（即《每周评论》——引者）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每周评论》在陈独秀入狱后的8月31日被反动当局查封——引者）可是你不必威慑，不必叹惜；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有许多好的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当时陈独秀的朋友很多，但像李大钊这样的知音不多。可以说二人是真正志同道合的同志。
谣言杀人 无奈离开北大
关于陈独秀怎样离开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岗位和离开北大，有的学者归罪于陈独秀的生活作风问题，这种观点十分无聊而肤浅。
陈独秀从1915年创办《青年》开始批判旧伦理、旧文化，虽然到1917年以后形成一个以一刊一校为中心的全国规模的新文化运动，但总体上说，与旧思想旧势力对比，新文化阵营始终处于绝对的劣势。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陈独秀这位“总司令”的命运，必然是“堂·吉诃德”的下场，也并不奇怪。
新文化运动发展到1918年春，一方面，由于在进步青年中和思想界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出版家胡晋接当时就写信给陈独秀，盛赞《新青年》及其“思想革新”的主张，称“屡读大志，深佩卓识。此时吾国凡百事业，靡不失败，其大原因，皆由思想未曾革新致然”；“今先生所主张之救国主义，独从改革青年思想入手，此诚教育之真精神所寄”。“自来学说之力，足以左右世界；以先生之大雄无畏，推翻数千年来盘踞人人脑筋中之旧思想，而独辟町畦，以再造新中国，仆深信大志《新青年》出版之日，乃真正新中国之新纪元也。”[153]另一方面，旧派人物却自命清高而摆出一副不屑置理的态度。于是，钱玄同和刘半农趁轮值编辑第4卷3号《新青年》之机，演了那出“双簧戏”，诱发了旧派人物的强烈反弹，于是群起而攻之，致使形势很快逆转。陈独秀和新文化运动至少受到三股势力的压迫。
一、旧思想旧文化的反扑。
北京大学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又是保守派的大本营。特别是文科。其代表人物有辜鸿铭、刘师培、黄侃、梁漱溟等。辜鸿铭公开作文《反对中国文学革命》，说文言文并非是“死文字”，它可以传“道”，而白话文“使人道德沦丧”。[154]可见也是形而上学。文字就其表达的内容来讲，不过是一种工具，既可净化心灵，又可传布邪恶。刘师培、黄侃、陈汉章及学生陈钟凡等数十人，成立《国故》社，刘、黄任总编，主张保存“国粹”，宣扬旧文化、旧道德，与《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对垒。黄侃还骂白话文是“驴鸣狗吠”。他于1919年秋去见林纾，竟“一见如故”。梁漱溟则竭力反对“欧化”，主张“东方化”，成立“孔子研究会”，宣扬儒学和佛学。但是，这帮保守派由于与新文化派同处一校甚至一系，可能是顾及面子和旧谊及为维持日常的教学和生活，双方保持各自的观点，没有采取严重对抗的行动。严重对抗的主要是校外的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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