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60]
一面是对新文化运动遭到的阻力表示悲观，一面又对民主和科学救国的信念表示坚定，陈独秀作为一个人，一生中多次表现出这种信仰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展现了他为人的特点，包括他的优点和缺点。在思想理念上，他具有深刻性和预见性的伟人思想家的素质，往往高于一般人的水平；但在感情和行动上，他对改造社会和救国革命事业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苦性准备不足，因此在实际斗争中，往往缺少坚韧不拔的毅力而发生动摇。所以，他主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种情况，由于当时中国的特殊环境而更加突出。因为，当时的中国首先是由于内忧外患，面临严重的亡国危机，政治救亡的任务十分迫切；而同时，所以陷此亡国危机，是由于社会处于封建社会的落后状况所致，要救亡必须从改造社会入手。于是，就出现了两种层次的压力：国家危亡的痛苦，非常实际和具体，给人以只争朝夕的迫切感；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救亡革命又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至于社会改造和国民启蒙更是一个至少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可能见成效的事业。这就构成了理想与现实、理性与感情上的双重矛盾。陈独秀的伟大和悲剧就在于他明白认识并参加到这两种事业中来，而在这种双重矛盾中，对于以上种种迫害，他不得不受尽折磨，饱受苦难。
针对以上谣言攻击的严重性，胡适、蔡元培、陈独秀等不得不花费不少精力来认真对付。胡适首先出来严厉批评张厚载的卑劣行径，迫使张进行了自我检讨、谢罪，承认所写通信是“无聊的”。[161]蔡元培发表《致神州日报函》进行了辟谣。蔡函特别指出：“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曾由学长及教授主任会议定（陈学长亦在座），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非“下学期之说”。[162]但由于另一个嫖妓谣言的影响，教务长制提前实行，陈独秀的文科学长提前取消，进而又在五四运动中被捕，致使“陈独秀被驱逐”的谣言由非而实。陈独秀也揭露林纾和张厚载的可耻嘴脸：“林琴南怀恨《新青年》，就因为他们反对孔教和旧文学。其实林琴南所作的笔记和所译的小说，在真正的旧文学家看起来，也就不旧不雅了。他所崇拜的那位伟丈夫荆生，正是孔子不愿会见的阳货一流人物。这两件事，要请林先生拿出良心来仔细思量！”“张厚载因为旧戏问题，和《新青年》作对，这事尽可以从容辩论，不必藉传播谣言来中伤异己。若说是无心传播，试问身为大学学生，对于本校的新闻，还要闭着眼睛说梦话，做那‘无聊的通信’（这是张厚载对胡适君谢罪信里的话，岂不失了新闻记者的资格吗）？若说是有心传播，更要发生人格问题了！”[163]为此，北京大学教授评议会最后通过决定，开除了张的学籍。
对于林纾企图依仗权势压迫新文化，陈独秀也及时给予揭露：“林纾本来想藉重武力压倒新派的人，那晓得他的伟丈夫不替他做主；他恼羞成怒，听说他又去运动他同乡的国会议员，在国会里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无论哪国的万能国会，也没有干涉国民信仰言论自由的道理。我想稍有常识的议员，都不见得肯做林纾的留声机罢？”[164]
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谴责下，林纾和张厚载不得不公开认错。——这表明谣言命短。为人之道，观点尽可相异，手段必须光明磊落。
第二个谣言是说陈独秀到前门八大胡同嫖妓，与诸生同昵一妓，争风吃醋，挖伤某妓下体泄愤。此谣言最具杀伤力。因为，当时社会虽然嫖妓是较普遍的现象，妓院业是公开合法的，但道学的假面是不能撕破的。况且陈独秀是蔡元培倡导的北大进德会的成员，“不嫖”是基本一戒。于是，即使新文化运动的战友和与陈独秀私谊很好的人，在听到此谣言后，也表示出不能容忍的态度，甚至加入到迫害陈的行列中，以表示自己的清白。所以，1919年3月26日晚上，蔡元培在沈尹默、汤尔和、马叙伦等人的压力下，来到汤家开会，沈、汤这两位两年前竭力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的谋士，这次“力言其私德太坏”，“如何可作师表”。“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但是，蔡元培毕竟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最后不得不同意汤、沈等人的提议，决定在4月8日召开文理两科各教授会主任会议，议决提前实施《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选马寅初为教务长，陈独秀、夏浮筠（理科学长，也有嫖妓问题）被改聘为教授。陈的文科学长之职，实际被撤销了。当初三顾茅庐请诸葛的蔡元培，这时的心情该是“挥泪斩马谡”吧？
陈独秀十分鄙视汤尔和的小人伎俩。4月11日，汤尔和在北大回寓途中，遇见陈，见他面色灰白，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之。
然后，夏浮筠争取到经费出国游学，陈独秀则因在五四运动中散发传单被捕，被营救出狱后，被监视而自动脱离了北京大学。所以，陈之离开北京大学，是政府压迫与谣言杀人所致。陈独秀在当时发表的《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一文中感叹道：“中国人有‘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劣根性。对待反对派，决不拿出自己的知识本领来正正堂堂的争辩，总喜欢用‘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此次迷顽可怜的国故党，对于大学制造谣言，也就是这两种恶劣根性的表现。”[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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