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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357)

  二、关于工读互助团运动。2月,陈独秀到上海后不久,就与王光祈、毛泽东等人发起筹备上海工读互助团。在27日的筹备会上,他还提出具体的工作意见,如工读互助团成员可以进行印刷装订、种菜等工作。可是,一个月后,传来北京和上海互助团纷纷瓦解的消息,他终于放弃此空想,并总结其“失败的原因”,“完全是因为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三件事;这都是人的问题,不是组织的问题”[40]。

  这个总结,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要进行社会革命,必须到产业工人中去。

  陈独秀是个实干家,说干就干。他一面学当年马克思、恩格斯那样,亲自或委托朋友及受《新青年》影响的青年人,深入到上海、太原、南京、天津、唐山、长沙、芜湖、北京、香港、巴黎(华工)等地工人群众中调查工人阶级状况,内容包括工人人数、工作时间、工资、家庭生活、受资本家工头剥削欺压程度、工人来源、文化程度、帮会组织等。这些调查结果,刊登在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上。蔡和森认为,陈独秀编的这期五一劳动节特刊,是他“由美国(即资本主义)思想变为俄国思想”,由宣传资本主义变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标志。[41]

  同时,陈独秀也积极在工人中开展活动。4月18日,他参加了由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发起的上海各工会庆祝五一节的筹备会议,提议当天大会定名为“世界劳动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劳工旨要》指出:当前劳工运动“应当以减少时间,增加工资等切身问题入手,然后才能图谋解决其他问题”。最后,筹备会推陈独秀为顾问及中华工业协会的教育主席。他还自愿出任工人的义务教授。于是,他在各种工人集会上频频发表演讲,发表通俗文章,提高工人觉悟。如他在4月2日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题为《劳动者的觉悟》的演说称:“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人是台柱子”;指出劳动者的觉悟分两步:第一步“要求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同时指出:“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但“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42]

  对于被压榨被侮辱的广大工人群众来说,听大学教授讲这一番话,以及《劳动界》上陈独秀等人写的通俗文章,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受到极大震动。更令人惊异的是,陈独秀本人前一年还是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教授,现在竟在文盲的工人群众中做这样的通俗普及工作。在当时哪个大学教授能放下这样的架子呢!

  5月1日,上海工人在西门体育场举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集会,纪念劳动节,初有5000人参加,后来人越来越多。军警霸占体育场进行阻止,群众四次转移场地,最后在靶子场举行。会上庄严地提出了“三八制”的要求,抗议军阀的压迫。由于苏俄政府对华宣言正式传到中国,会上及会后,各团体还发表宣言答谢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扩大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这次活动的口号和宣言,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提出的。

  5月以后,陈独秀在参加以上活动的同时,开始了筹建共产党的工作,于是工人运动纳入共产党的革命范围,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传说不实

  在中国史学界,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几乎成了共识。但实际上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此一传说的唯一依据是没有参与此事的第三者高一涵1927年5月22日即大革命武汉时期的高潮中,在武汉举行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的演讲《李大钊先生事略》,[43]说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共产党事”。陈、李二人在赴天津途中所说的事,高一涵并不在场,而是在国外——日本,[44]显然是听人所说。后为了赶写这篇演讲,把听说到的事情写进去。讲后,大概有人质询或自觉没有证据、道听途说,所以,第二天就把其亲手所写的同样内容的《李大钊先生传略》[45]中这两句话删除了。在1963年,高一涵撰写《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险》和《回忆李大钊》[46]二文时,他还是不敢再说二人“计划组织共产党事”,说明他三次修正了自己的演讲中道听途说的内容。但因为他当时演讲稿已经在第三天刊登在报上,于是为后世史家所误用。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出于好心,以此证明中共不是“俄国党”,早在维经斯基来华前,就有自主建党的想法。

  其实,李、陈当时所谈的组党不是“共产党”,而是与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社会主义同盟”的统一战线组织。而这个组织也是俄国人策动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当事人章志的回忆《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47]和众多的佐证资料。

  章志当时是无政府主义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1919年9月开始担任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驻天津特派员,并宣传天津的新文化运动,因此与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关系密切。1920年1月,他搬到一位姓姜的先生(即姜般若)家中住,那里还住着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山西人尉克水。恰好这时,李大钊陪陈独秀来到天津。“陈独秀先生住在租界客栈里,李大钊同志在河北大马路日纬路附近友人家中。次日晚间,李、姜、山西同志、南开学校的胡维宪同学连同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家中集合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们防患于未然。”原来“姜先生”的行踪是被政府监控着的。于是,他们纷纷离开了天津。“陈独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参加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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