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正式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近千人。孙中山和陈独秀在会上发表了演说。陈说：“希望这个工会到了明年今天，就有几千或几万的会员，建设一个大力量的工会。”[82]这是中共领导下第一个工会组织。随后，党又在印刷、纺织工人中成立了工会，开办了工人补习学校。10月10日，陈独秀还参加店员工会——上海工商友谊会成立会，为其刊物《伙友》写《发刊词》。[83]
陈独秀在工人中做的这些工作，在全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其成为工人运动领袖。10月27日，当时在湖南省最大的工会“湖南劳工会”负责人黄爱曾慕名致函陈独秀，报告该会简章内容，请求指导。
但是，由于原有的军阀和资本家支持的黄色工会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争夺工人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十分激烈。例如10月16日，上海军阀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就在报上公开登出专电称：“社会党陈独秀，勾结俄党刘鹤林等，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等。”第二天，上海机器工会理事会立即发表决议进行批驳：“据本会章程，非机器工人不得入会……陈独秀实非工人，何能组织俄党”，“更何能加入组织”；“本会与社会党、俄党，实无丝毫关系”。[84]（可见，这时外人还把陈独秀组织的上海共产党叫“社会党”——引者）又如在与工商友谊会及其《伙友》合作两个多月后，从《伙友》第8册开始，由于主张改良主义的童理璋的操纵和破坏，陈独秀和上海发起组，终于与工商友谊会及《伙友》断绝关系。[85]
第五，指导各地建党。
上海发起组是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是全国建党活动的中心，这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后人随意说成的，而是因为它对各地建党工作有过直接指导和推动的作用。除了以上所述外，李大钊等在北京的建党活动是与上海陈独秀等人的建党活动互相响应的。济南的建党活动首先是由陈独秀写信给王乐平开启的。王是山东省议员，比较开明，因欣赏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早就与陈独秀有联系。上海发起组成立后，1920年10月，他在济南开办“齐鲁书店”，出售《新青年》等进步杂志。王烬美与王乐平是亲戚。王烬美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外埠会员，王乐平鉴于身份，不便出来组党，于是就由王烬美与另一名济南五四运动领袖邓恩铭两个年轻人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组织济南共产党。武汉的建党工作，先由李汉俊委托在汉的董必武发起，随后由陈独秀派回武汉工作的刘伯垂推动。
1920年11月，蔡元培赴欧洲考察教育，北京大学教授张申府因赴法国任教，陪同前往，路经上海。陈独秀给张写介绍信，嘱其到法国联系赵世炎，进行建党工作。[86]当时在勤工俭学学生中，陈独秀与李大钊具有崇高的威望。五四运动期间在北京受教于李大钊并称其为“我的导师”的赵世炎，1920年5月到上海参加了陈独秀最早的建党活动。在临去法国勤工俭学前，他到环龙路陈宅拜访，陈独秀明确表示对类似“工读互助团”的赴法勤工俭学活动表示怀疑，认为“工读兼顾是办不到的”。陈的态度很坚决，没有给赵以提问和陈述的机会，因而给赵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自信心强，判断力强。赵到法国后，就仿照李、陈在国内的做法，先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组织了读书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积极分子。他在一张李大钊与陈独秀合影后面的硬纸板上，写了一篇杂感，其中提到勤工俭学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87]于是张申府到法国后，先与赵世炎、周恩来成立起共产党小组，然后组织了名为“中国共产党旅法之部”的青年团组织，分别接受国内党、团中央的领导。
去日本建立共产党小组的施存统和周佛海，也一直与陈独秀保持着联系，而且，正是通过陈独秀，施存统最早把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翻译传播到中国来。[88]1920年7月，施在参加陈独秀召集的共产党筹备会后不久，即到日本东京，住在中国革命的同情者宫崎滔天家里，一边疗养肺结核病，一边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堺利彦、高津正道等人来往，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不断翻译介绍给国内的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邵力子等人，并奉陈独秀之命，与后来到日本留学的周佛海组成日本共产主义小组。由于他一踏上日本的土地就被日本警方派人严密监视，因此，他以上的一切言行和书信往来，在日本的外交史料中保存得相当完整和详细。例如大正十年（1921年）5月20日警察监视报告记载了住在鹿儿岛的周佛海给东京施存统的信的全文，其中写道：
关于陈独秀主张让我等二人作为驻日代表，贵意如何？我在三四月间给“C”杂志（即共产党发起组机关报《共产党》月刊——引者）草拟一文，其内容为我等应夺取政权。现在一般青年忌谈政治。我想告诉他们，夺取政权是必要的。四月的《改造》（即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杂志——引者）被禁止发行，但我已获得。其中有山川均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劳动组合》一文，我已翻译登载于《新青年》（即该志第9卷第2号，1921年6月出版——引者）。[89]
这个材料说明：当时在广州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的陈独秀，依然主持着上海的共产党发起组及其机关刊物《共产党》和《新青年》。此其一。其二，在当时无政府主义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占优势的进步青年（包括共产党发起组的成员）中，周佛海、施存统、陈独秀等人，开始重视“无产阶级专政”（即“夺取政权”）的思想。这一点在紧接着5月25日警察监视报告记载的施存统给上海邵力子的信（1921年5月8日）中，表现得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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