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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370)

  在这个工作中,陈独秀上海发起组11月创办的《共产党》月刊,由于主要内容是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批判无政府主义,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帮助。张文亮日记记载:

  12月27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有了这个思想武器,1921年1月1日至3日,毛泽东就在文化书社约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召开新年大会。会议主题是“改造中国与世界”采取何种方法?从何入手?毛泽东首先介绍了旅法会友提出的五种方法:一是社会主义政策,二是社会民主主义,三是激烈方法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四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是无政府主义。毛泽东在比较后表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14]与会者各抒己见,热烈讨论达两个小时,最后表决,毛泽东、何叔衡等12人赞成第三种,二人赞成第二种,一人赞成第四种,三人未定。

  同样的工作也在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友中进行着。蔡和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共产党的主张。但是,由于会友中无政府主义势力强大,他的主张一时得不到多数人的拥护。他把这种情况分别写信给陈独秀和毛泽东。陈把他的信发表在《新青年》上,并答信表示支持,称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骨髓”,还解释了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是“人为的革命说”又是“唯物史观”是“自相矛盾”的怀疑,指出“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但“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社会经济的事实”。毛泽东也复信表示:“你这一封信里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又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并重申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批判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观点。关于建党步骤,毛泽东明确告诉他:“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还特别说明“宣言即仲甫所为”。

  《共产党》在当时是秘密刊物,“宣言”即创刊词“短言”并未署名。此信表明当时毛泽东与陈独秀关系之深。

  陈独秀十分支持毛泽东发展青年团的正确方针。1921年春天,他在广州还特地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在湖南大力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因此,在中共“一大”后,湖南得以顺利地建党,并在陈独秀的具体指导下,建党初期的工作取得了优秀于其他各地的模范的成绩。

  与胡适分道扬镳 友谊长存

  李大钊、陈独秀先后转向马克思主义之时,《新青年》编辑部和新文化运动阵营,也随之发生分裂。这是近代先进思想界和变革队伍第二次大分裂。第一次是1898年戊戌运动失败后孙中山革命派与康梁改良派的分裂。这第二次是由于李、陈转变时,胡适等人仍停留在西方民主主义的思想上,对于社会改造,胡主张他的美国老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实行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李、陈接受的马克思主义——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从根本上改革社会制度。但是,由于康梁维新运动失败后,中国社会思想和民众情绪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高压下出现了崇拜暴力革命的狂飙,总的趋向是越来越激进,所以,改良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终于被排挤出历史潮流之外。这种历史趋势的是非与长短,以及对陈独秀等人物在这种趋势中的作用,国内外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评述,见仁见智。但是,笔者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这种趋势,谁也无能为力,包括陈独秀这样的思想家。

  新文化运动发生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实际上爆发了新旧之争和东西文化之争,陈独秀是这两场论战中革命一方的领袖和先锋。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后,又发生了第三场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论战发生在新文化运动内部,而且陈独秀因在狱中未能参加。

  但是,这场论战的实质,并不是表面上所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即只谈问题不谈主义,或只谈主义不谈问题;而是以什么主义来谈中国的出路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对于这个问题,陈独秀在1919年6~8月这场论战前后是完完全全参加了的,并且有一个由此及彼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他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过程,也是新文化阵营分裂的过程。

  1919年《新青年》采取轮流编辑制,陈独秀仍是总负责。5月,李大钊主编的第6卷第5号为“马克思主义专号”(因故推到9月才出版),集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及苏维埃制度,引起胡适的不满。

  陈独秀入狱后,李大钊也避难出京。胡适于是接办《每周评论》。从此,该刊突然改变为鼓吹实验主义改良哲学的舆论阵地,第26号还取消了原刊头,代以“杜威演讲录”。7月20日出版的第31号便发表了胡适的挑战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后来他说:这时“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即皖系军阀——引者)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31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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