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新青年》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地位才完全确立起来。《新青年》由一个文化刊物变成一个政治刊物，意味着从1915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正式结束。此后的文化改革、文艺改革、文学革命、文字改革、教育改革等，虽然从未中断过，但作为一种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运动，特别是对于长期生活在封建主义社会中的中国人民至关重要的民主主义启蒙运动，的确是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胡适曾企图挽回，提出过重整新文化运动的纲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51]但是，一是胡适这时还远没有陈独秀那样的人望；二是更重要的，由于巴黎和会和苏俄对华宣言这一反一正事件撞击性惯性的推动，西方民主主义潮流衰落长达30～40年之久，而马克思主义潮流磅礴而来，任何个人，即使是陈独秀也难以阻挡。陈独秀作为一个弄潮儿式的思想家，不知不觉地被历史潮流所裹挟，并且被推到浪尖上。这是他一生悲喜剧、曲折人生的总根源。
陈独秀是重感情而留恋昨天，同时又追求理想而向往明天。这种难以两全的困境，使他以后与胡适等人的友谊，镀上了传奇的色彩。
《新青年》风波平息后，陈独秀与胡适的思想矛盾没有解决。这个矛盾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矛盾，是中国走俄国十月革命之路，还是走英美资本主义之路的分歧。因此也不可能解决。但是，由于二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于是，二人以后的关系发展，呈现出一条奇特的轨迹：政治思想上不断争吵，个人生活和某些工作上互相关心和帮助。
在双方分裂，北京同人实际上已经退出《新青年》编辑部一年以后，陈独秀还是把他们视为编辑部成员，每期出版，照样寄送。1921年9月5日，陈独秀给胡适一短信说：“《新青年》已寄编辑部诸生百本到守常兄示转交（他那里使用人多些，便于分送）。除我开示赠送的七十本外，尚余卅本，兄与守常兄商量示置”。信中还推荐胡适或任叔永任安徽省教育厅长，认为“皖教厅事，非你和叔永不会以全体赞成”。[152]
由于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胡适对陈独秀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共产党总是耿耿于怀。经过约一年多的酝酿，他终于在1922年5月创办起“另一刊物”——《努力》周刊。但他也不遵守“不谈政治”的诺言了，邀集蔡元培、汤尔和、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高一涵等共16人签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建立一个“好政府”，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实行计划政治的政府。同时对南北统一、裁兵、裁官、改革选举制度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这是胡适要求改良政治的第一个具体纲领。[153]
这个纲领发表在5月14日出版的《努力》上，而胡适30日又入宫去见了溥仪，事后撰《宣统与胡适》一文登在《努力》第12号上。他在给庄士敦的信中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地位。”[154]当时许多进步人士都很鄙夷胡适的这个行为。
当有人劝他全力教书、著书，不要办报时，他还表示不能放弃“言论的冲动”，“宁可因讨论话题而被封禁，被监禁，被枪毙，不要拿马克思、克鲁泡特金来替张作霖、曹锟、薛大可、叶恭绰的报纸充篇幅”；又说自从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后，“我等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在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斗争’与‘赢余价值’……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爱罗先珂的主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155]
可见，胡适办《努力》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因此，他在中共“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后，发表了《国际的中国》一文，第一次直接攻击中共政治纲领，完全否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宣称现在“只须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156]
接着，1923年1月，陈、胡又因蔡元培辞职事件发生争执。当时蔡因反对反动政客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请辞北大校长。北大师生掀起一个驱彭挽蔡运动。这个运动本来是反对北洋政府的正义行为，应该同情和支持，但陈独秀却评论说：“正告蔡校长及一般国民：革命的事业必须建设在广大民众积极运动的力量上面，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陈独秀此论确是过左，是唯我独左的“革命万能论”的表现，所以引起胡适过度的反应，著文反驳时，竟对陈进行人身攻击：“自从袁世凯以来，政府专用金钱来收买政客，十年的功夫，遂使猪仔遍于国中，而‘志士’一个名词竟久已不见经传了！新文化，学生运动，安其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不可作猪仔之敲门砖！今天谈安其那，明天不妨捧为政客；今天谈共产主义，明天不妨作教育次长（指陈独秀于1921年上半年曾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引者）！在这个猪仔世界里，民众不用谈起，组织也不可靠，还应该先提倡蔡先生这种抗议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为要做人而有所不为的精神。”[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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