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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378)

  当然,胡适的思想方法也有缺点。他也只是谴责一面,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八国联军的暴行,没有看到他谴责过“残忍”和“惨酷”;对于李大钊、陈独秀等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也没有表示“容忍”。如今对于群众的革命行动,他却如此严厉谴责,大声疾呼,可见他的立场是很鲜明的。这就加大了他与共产党、与群众运动的对立情绪。

  以上种种,充分说明了陈独秀与胡适之间矛盾冲突的性质和广泛深刻的程度。奇怪的是,尽管二人在政治思想上如此对立,友谊却始终维持着。这表明他们都继承了中国士大夫的一种传统美德:思想分歧不影响个人情谊,诤友比一般的朋友更可贵。例如:1921年10月和1922年9月,陈独秀两次因《新青年》“过激”、“违禁”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时,胡适都积极奔走营救,请蔡元培和外长顾维钧直接与法方交涉,并不因思想分歧而坐视不管,更不因《新青年》“赤化”而幸灾乐祸。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胡适虽是亲国民党的高层人士,还是参加了营救,为陈聘请辩护律师。陈坐牢后,胡经常去看望他,送物,送书,关心其生活,并为出版陈的文字学著作而奔走。1937年8月,为提前释放陈独秀,胡适也出了力。这时,国民党与共产党(包括陈独秀领导的托派)是你存我亡的敌我关系,陈还一直被视为“共党首领”,被国民党以万金悬赏通缉,而胡适并不因党派之见而落井下石。

  陈独秀也是如此。中共成立后,与陈望道不靠胡适办《新青年》的情绪相反,陈仍向胡约稿。甚至1924年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出“反对泰戈尔专号”时,也请胡适写一篇短文,胡适虽然表示怠慢,但有时也会应付一下,在《努力》创刊前,给了几篇诗作和一篇《国语文法的研究》。后者分两次连载在《新青年》1921年7、8月份出版的第9卷第3、4号的第一篇。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把这类稿子放在首位,可见陈为争取胡之用心良苦。后来,陈还求胡为共产党的骨干张申府寻找工作,为蔡和森、瞿秋白向商务印书馆推荐出版书籍等。1932年10月10日双十节时,闻胡适外访回国,他还致函胡适,拜托两件事:一,求为李季翻译马氏巨著《资本论》筹措生活费,因为译此书“所用时间必须很长,非有可靠生活费,无法摆脱别的译稿而集中力量于此巨著”,并建议胡商之于“庚子赔款的翻译机关”,称赞说:“我知道李季的英德文和马氏经济学知识以及任事顶真,在现时的中国,能胜任此工作者,无出其右。”;二,求胡适把他存于胡处的拼音文字草案,“希望商务(印书馆)能早日付印,免得将原稿失去,且可了结兄等对商务的一种悬案;并且我还痴想在这桩事上弄几文钱,可不必是实际的钱,而是想一部百衲本的二十四史”。然后写了一句戏言:“兄回到野蛮而又不野蛮的祖国,一登陆便遇着我给你这两个难题,使你更加不愉快,实在抱歉得很。”[166]

  “野蛮而又不野蛮的祖国”,显然是对胡适政治态度的调侃。胡适一方面总是埋怨国民素质和学生运动“野蛮”,另一方面又主张改良,反对革命推翻现政府,更反对“打倒帝国主义”,这等于说现政府和支持现政治的帝国主义是“不野蛮”的。可是,此信后第五天,陈独秀本人即被帝国主义的租界巡捕房逮捕,并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囚禁了。

  陈被捕入狱后,又求胡适提供狱中研究用书和纸笔等,甚至再次要求胡帮助解决李季翻译出版《资本论》,帮助出版他的《中国文字拼音草案》,并认为中国字“实在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至望先生(胡适——引者)能够拿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又劝胡从著不从政,[167]真是殷殷切切,一往情深。

  1933年11月,陈独秀还在南京狱中,胡适匆匆路过南京而未能去“奉看”。陈独秀知道后十分生气,致函汪原放表示要与胡适绝交:“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但又说:“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168]

  这时的陈独秀确实怪可怜的,有点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味道。但不久,陈又心血来潮,要做太平天国史研究,得知罗尔纲有一部书稿交亚东图书馆,陈借来阅后颇赞赏。因当时罗正从学胡适,他便要汪原放转告胡适,要请罗到南京来谈一谈,把自己的身份和坐牢全然不当一回事。胡适得知后笑对罗说:“仲甫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还是让尔纲研究吧!”[169]胡适一直把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视为“政治偏见”,而且二人在改造中国上,至此还有革命与改良之别。这是胡反对陈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根本原因。

  就这样,二人这种奇特的友谊,一直维持到1942年陈独秀逝世。

  实际上,这种奇特的友谊,除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传统的古道热肠之外,也是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社会主义者与民主自由主义者在认识和改造世界问题上,世界观与方法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现象的反映。在对待北洋和国民党政府反动独裁统治上,二者都有不满而向往民主,这是相同的,但陈主张彻底革命,胡主张批评改良。在救亡问题上,二人都是爱国主义者,但陈先强调克服国民落后性,后强调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胡则停留在谴责国民落后性上,放过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自然,七七事变后,面对祖国沦亡的危机,爱国主义又把二人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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