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说明：由于中共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建立的，所以采用了俄国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模式，排除了被称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的影响，这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产物。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与主张和平过渡的第二国际的斗争中，占了绝对的优势，而且与中国客观存在的崇拜暴力革命的救亡思潮相适应。
由于党的创建者们还不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走俄国人的路”有很大的盲目性，因此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如何达到共产主义，必然要经过许多曲折和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牺牲。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参加了一大，由于陈独秀没有出席，临时决定由张国焘主持。因为上海发起组临时负责人李汉俊、李达书生气太重，不善于与各地组织及共产国际的联络。由于当时党员数量少，各地组织尚不健全，大会最后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设立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陈独秀在担任发起组领导人之后，再次正式被选举为领袖，而且是缺席被选，说明陈在创建共产党过程中的特殊贡献和崇高的威望再次得到确认，当时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相比，也说明共产国际仍然对陈独秀有极高评价，虽然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这时还并不认识陈独秀。1919年就在中国从事地下工作的俄共党员、1921年接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的K.H.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1921年4月21日向莫斯科提供了一个绝密报告，还称陈独秀是“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治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家”。[2]
所以，这是历史的选择。后来有人因以后的变故，说一大选举陈为领袖是“错误的选择”，这显然是对历史的无知和偏见。
人在创造历史的重大事件中，往往不知其重大意义而不介意。1920年，陈独秀和李大钊虽然亲手筹建了中国共产党，但是，1921年7月召开正式成立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二人都因他务而没有出席。如果二人知道这次中共的成立将对中国今后的发展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他们也许不会这样。其实，即使亲自参加这次会议的13位代表，当时也没有太看重这个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因为直到19年后的延安时期，在曾参加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亲自主持下，决定党的生日纪念时，竟然也都忘了一大开会的日期，于是，只好大约地定为“7月1日”。这个日子，就成为法定的“党的生日”。直到197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新先生受命编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组织一批著名学者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才确定一大的召开日期为1921年7月23日。
不仅陈独秀、李大钊没有把一大当一回事，连来中国亲自促成并实际主持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是如此。他在当时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和14年后中共已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他的在华工作的回忆中，都没有把这一被后人视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看得多么重要，甚至没有积极的评价，相反，他认为中共是一个“早产儿”，[3]当时只能成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他说：“1921年7月，各地方小组代表齐集上海，并决定建立共产党，即共产国际支部，虽然建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会更好一些。”[4]这与此前一年维经斯基帮助陈独秀成立中共发起组时的重视程度、迫切性和工作热情，完全形成鲜明的对照。
为什么会这样？从新公布的共产国际、联共（布）档案看，可能有以下原因。第一，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看来，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个开天辟地的事件已经在1920年发生，第二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是例行公事，而且主要是中共内部的事，无须作为共产国际日程上的重大事件对待。上述索科洛夫1921年4月21日的报告，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他是奉命到广州去了解广州政府情况的。显然，这个工作比在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更重要。他说：“我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报告接着谈到一个情况，虽然并不正确，却反映了当时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的认识。他说陈独秀去年底去广东，是根据共产党与国民党中央谈判的结果，“陈独秀被列为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未来广州政府成员，将做同国民党的联合工作”。第二，也是最主要的，这时苏俄对华工作的重点放在首先争取吴佩孚，其次争取孙中山、陈炯明这些有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身上。这也是维经斯基和马林来华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他们看不起力量弱小、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共产党。给马林的任务只是对中共的工作顺便过问一下，远东局甚至没有给他什么指示，更没有给他成立共产党的指示。他说：“我被派往中国，是由于我参加了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给我什么专门的指示。我仅有的事先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讨论提纲。之所以没有其它指示是由于没有什么指示可给，因为只有伊尔库茨克局了解一些情况。伊尔库茨克局全都是俄国人。它与在北京的非正式的俄国使团有联系。中国承认赤塔远东共和国政府的谈判正在进行。赤塔的俄国人坚信，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后来因联吴失败才转向孙中山——引者），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伊尔库茨克局只与赤塔政府合作，它的活动仅仅受俄国在华北的利益支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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