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信的最后强调说：“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34]
可见当时全党态度之坚决，似是没有回旋余地的。
必须指出，当时陈独秀反对的是党内合作的方式，而不是反对统一战线政策本身。相反，在接受列宁关于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后，陈独秀党中央坚决扭转了一大时排斥与资产阶级党派联合的观念，而树立起明确的统一战线观念。就在给维经斯基写信的4月份，陈独秀在上述《告做劳动运动的人》一文中就有所论述。接着，6月1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更是以党的决议的方式，向全国宣告：
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民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35]
可见，这个后来被毛泽东总结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早在1922年就被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自觉地认识到了。而且历史证明，使共产党最后胜利的法宝，恰恰是这个“党外合作”的统战政策。
陈独秀写此信目的是要求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反映，阻止马林的意见成为国际的决定。但是，没料想，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马林报告后，做出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决定。
首先，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似乎没有理会陈独秀4月6日信件的意见，而是站在马林一边，在7月18日会议后，立即签署了《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要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与菲力浦（即马林——引者）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36]
这意味着又回到一大后初期的情况，由共产国际给马林这位“钦差大臣”一把“尚方宝剑”，中共的一切工作都得听马林的。
其次，由共产国际负责人拉狄克亲自主持拟定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称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它保持着辛亥革命的性质并努力创建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有以下任务”：
一、“训练能保持独立思想的党员，未来由他们组成中国共产党的核心。”——这表明还是强调把国共合作后的共产党的独立性，放在第一位。
二、“这个党将随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子间日愈明显的分裂而成长。分裂之前，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内代表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那一翼”。——这表明国共合作只限于统一战线破裂以前，一旦破裂，就应该退出国民党。
三、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一个小组，在全国开展工作，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组织中华民国。“如果可能，这个组织的建立应取得国民党的同意，但是又应该完全不依赖国民党。”——这是想在国民党内建立一个共产党，即“党内有党”，这是后来造成国共合作出现矛盾并最终破裂的导火索。孙中山及后来的蒋介石的国民党，根本不允许“党内有党”。
四、“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劳动群体”。[37]
从这四条内容来看，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第一个文件，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以我为主，利用国民党发动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随时退出国民党的灵活性。而不是后来那样，做国民党的附庸，国民党屠杀时也不退出。
由于马林同时提议“在广州建立一个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机构”，负责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的革命运动，而且这两个国际“应有一名共同的代表”就足够了，共产国际又做出了《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发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委任书》，委任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在中国南方同党中央委员会联系，并代表我们同南方国民革命运动领导人合作”。[38]——这就是说马林具有了相当于远东局书记的权力。这样，马林不仅是中国的“太上皇”，还是远东的“太上皇”了。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次共产国际做出这么多决定，却没有一个直接令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决议，而只是又给了马林一把任意处置中共的尚方宝剑。为什么不挑明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第一个原因可能是陈独秀4月6日信还是起了点作用。就是说，共产国际一方面无法反驳马林的意见，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共竭力反对，强调自己的独立性，那就在重申中共独立性的同时，把权力给你马林，等你回去说服中共以后，再由共产国际做出正式决议。——这个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方针能不能通过，最后看你马林的了。
第二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从当时俄国的外交利益出发，莫斯科正在做联吴反奉的好梦。由于日本与俄国在远东和我国东北地区争夺得很激烈，奉系又依附于日本，而直系为了与奉系及南方的孙中山争斗，有意表现左倾，向莫斯科示好，争取援助；又通过李大钊向共产党和北方工人特别是对于他用兵有重大决定意义的京汉铁路线上的工人群众表示友善。这种利用性的策略，莫斯科和中共竟然不加警惕。正如前述马林所说：俄国人这时“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而孙中山却把掌握中原的吴佩孚视为他北伐的主要障碍。他的策略是与奉皖结成三角联盟，先打垮吴佩孚。奉、皖也利用这一点，迎合孙中山的思想，三方互派代表，频繁接触。在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孙之前，踌躇满志，对马林提出的联俄联共政策，不太欣赏，声明在他“胜利结束北伐之前，要与苏俄结成联盟事实上是不可能”[39]的，现在只考虑与“苏俄建立非官方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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