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贯彻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与俄共在华谋求苏俄民族利益的方针还没有发生冲突，因此，莫斯科没有干扰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贯彻。
中共四大前夕，彭述之写了《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文，明确表示不同意陈独秀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要资产阶级来参加国民革命，已是难能之事，若望其来作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宁非梦想”，并指出：“中国工人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革命性与觉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68]彭述之的观点比瞿秋白走得更远。所以，他后来转向托派并成为超越陈独秀的极左派多数派的领袖，甚至第四国际的首领之一，就不是偶然了。
彭述之后来说：这篇文章写成后，“把文稿送给陈独秀，请他写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东西，我的用意是，要他不同意我的观点并欲批评我的这个问题上，引起公开的讨论”。[69]显然，当时已经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彭述之，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摆出了一副挑战者的架势，希望引起与陈独秀的争论。
陈独秀怎样表示呢？作为中共中央委员长，他可以不理睬中央委员瞿秋白、邓中夏的意见；但对于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且要写入四大的文件，他不能回避了。他读了彭述之的文稿后，写了题为《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的教训》的回应文章，与彭文一并发表在同一期《新青年》季刊上。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本来就没有放弃革命领导权的思想，说他有这个思想是一种误解，因此不存在与人争论的问题，反而可以趁此机会澄清人们的误解。陈独秀强调说：“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主义天然敌对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70]
彭述之期望的那种情况——“陈独秀反对革命领导权”，没有出现。陈独秀当时没有采用已经通用的“领袖”和“领导者”这个词来表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思，这显然是考虑到了当时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即力量还小，又是以参加国民党的形式进行革命，所以，所谓“领导权”只能通过“督战者”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要对孙中山国民党进行监督和批评。陈独秀在这里既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又避免了中共可能的分裂。
就这样，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在无产阶级掌握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上，思想达到了一致。陈独秀以这个思想主持了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都贯彻了这个思想。陈独秀在四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采用“总书记”这个名称。
至此，在是否放弃革命领导权问题上，党内一些干部对陈独秀的误解完全消除。以后的事实表明，陈独秀在大革命中一直坚定地贯彻四大精神，以各种方式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对革命的领导权。
而在陈独秀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国民革命期间，虽然国共两党的革命目标相同，都是反帝反封建，但由于两党都要争夺领导权，对中共具有控制力的共产国际有时指示中共放弃领导权，有时又强调争取领导权，所以，革命的发展呈现出十分曲折的状况。
提携毛泽东
1921年8月中旬，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后回到长沙。10月10日，建立起第一个湖南党支部，任书记。然后，把湖南的工作完全纳入中央领导轨道，贯彻11月中央《通告》中布置的任务。毛泽东湖南党组织与陈独秀党中央之间，也就建立起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当时这种关系是相当融洽的：陈独秀十分关心并支持湖南的工作，毛泽东则出色地完成了一切任务，并积极争取中央对湖南工作的帮助。举数例如下。
1921年12月25日，毛泽东和湖南党支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通过劳工会和省学联，发动长沙工人和各界群众近万人，举行集会游行，反对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盛顿召开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1922年5月5日，湖南又根据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诞生104周年的部署，通过长沙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社，举办纪念会，到会2000余人，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演讲。根据中央《通告》，湖南党支部把当时的工作重点放在以下三方面。
一、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员，提前完成建立长沙区委的任务。
中央《通告》规定1922年7月前各区必须各发展30名同志，成立区委。湖南党支部成立后，于1922年5月底就提前使本区的党员发展到30多人，建立起中共长沙区委的机构，为中共二大的及时召开和建立中央委员会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本人本来是要参加党的二大的，因忘记了开会地址，未果。1923年初，湖南党员发展到40多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3强。
在湖南建党过程中，陈独秀党中央也给了毛泽东必要的帮助。如为了帮助解决缺少有理论有经验的党的干部问题，1921年11月下旬，旅法的蔡和森、李立三回到上海，陈独秀与陈公培介绍他俩入党后，在中央干部也感奇缺的情况下，只留下蔡，派李赴湘工作。毛泽东对李特别倚重，让李任中共湘区委员及团区委委员，并派他到当时工运中心安源去工作。李去后建立起湖南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紧接着就发动起轰轰烈烈的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又如：1922年5月，陈独秀又应毛泽东的要求，派在团中央工作的张秋人到湖南任教于衡阳第三师范为掩护，很快建立起湘南地区的党组织，并于次年春，发动起震动全省的“三师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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