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三大结束后，两人署名共同签发了一系列文件，如1924年的《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关于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第十四号（关于一致戮力申讨卖国殃民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第十五号（关于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共排共的措施）、第十七号（关于揭露江浙军阀战争的反动性质）、第二十一号（关于加强党内组织工作）等等。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经常代表中央独立签发文件，指导地方工作，可见陈独秀对他的信任。例如，1924年8月，他曾代表中央指导中共上海地委的工作；9月受中共中央和国民党总务部的委托，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省党部，同时又代表中央指导团中央的工作。尤其在1924年5月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原由陈独秀兼）以后，他与陈独秀的关系更是密切，这年八九月份，又多次代表中央签发关于筹备中共四大的文件。
从二人在中共三大上的发言，和他们写的文章及签发的文件来看，二人在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总的来说是一致的，正如二人在7月2日共同署名的致共产国际报告中所述：“目前党内存在的一些困难已经在这次会议上获得解决。”但在有些问题上，二人与共产国际的认识有差距。在革命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与陈独秀密切配合，主持党中央工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积极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帮助国民党改组并大力发展国民党组织；坚决维护国共合作，打击右派的破坏活动；纠正国民党传统的革命方式。
关于大力发展国民党，原先国民党在湖南基本上是空白，1923年9月中旬，毛泽东即遵照中共中央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共产党员）的委托回长沙，筹建了湖南国民党的系统组织。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又受陈独秀党中央的委派，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出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代理主任（主任是邵元冲）和组织部秘书（部长是胡汉民）。但上海执行部的重大问题，则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和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协商决定。实际上，在陈独秀和孙中山的指导下，毛泽东为国民党重点地区上海的组织建设，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25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通过，毛泽东又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部长汪精卫因是国民政府主席事繁不胜兼理），为加强国民党中央、上海和广东国民党组织，又付出了巨大精力。所有这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国共合作和国民党发展史上，陈独秀和毛泽东都占有重要的一页。
与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进行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自1922年孙中山确立“容共”（共产党称“联共”）方针起，国民党内以谢持、邹鲁、邓泽如等人为首的老右派，一直持反对态度，进行种种阻挠活动。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他们就进行公开的分裂活动，11月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另立中央，通过一系列反苏反共决议。而以中派面目出现的戴季陶等也暗中帮助，发表小册子，宣称两党“共信不立”，要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理论，或退出国民党。陈独秀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戴季陶与反共派运动》、《戴季陶之道不孤矣》、《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等多篇信文，给予批驳。毛泽东配合陈独秀的行动，在国民党一大上，与李大钊等人一起，粉碎了右派提出的共产党员不能“跨党”的提案。1924年7月21日，就反对国民党右派斗争策略问题，他与陈独秀联署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五号，指出：“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甚重要而又极困难，各地同志应有不断的注意与努力。”接着，在列数右派种种错误后指示：“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一）应由我们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党部，对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不满于右派的意见”；“（二）我们同志应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时提出左右派政见不同之讨论”；“（三）今年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我们不应介绍他入国民党”；“（四）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五）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一方面是建筑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中坚，一方面是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此会为社会运动一种独立团体，不可与国民党团体混合，尤不可受国民党支配……协会内万不能容留右倾观念的分子在内”。[75]
这个文件表明，当共产国际的指示较正确时，中国共产党陈独秀、毛泽东等在执行国共合作方针时，也是正确的，对于“团结左派，打击右派，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争取革命领导权”，是十分坚定而明确的。遵照这个方针，1925年10月，毛泽东在广州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时，配合陈独秀对戴季陶反共小册子的批判，促使国民党中央开会决定，指出戴书只是“个人意见，并未经中央鉴定”，并通告各级组织，“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非先经党部决议，不能发表”。会议还通过毛泽东提议，调戴来广州工作。
正是通过这三四年陈独秀的提携和工作中的锻炼，毛泽东才迅速成长起来，特别在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对付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领导全党和全国的革命运动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为他日后成为中共领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6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一个总结。以往观念总是把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视为批判陈独秀1923年两篇“右倾机会主义”文章的武器，是完全颠倒黑白的。实际上，这篇文章既吸收发展了陈独秀两篇文章的成果，又总结了他自己在陈独秀指导下工作的经验。这时期的二人关系是互帮互助的，陈独秀对毛泽东则给予了更多的帮助，绝不是互相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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