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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411)

  关于领导体制,他说:辛亥革命时,“采取了符合家长制传统的领导方式,这种个人领导方式延续至今,对党的发展极为不利”;那时以来,中国和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本应使国民党产生新的思想,但是,国民党的体制,国民党从不召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以及它政治宣传工作的薄弱等都不利于党的新策略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关于策略路线,他说:“虽然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革命的,然而在实际行动上,却日益封建主义化。虽然党纲规定党应采取新的斗争形式,动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和工人参加国民运动,但实际上党只依靠军阀、依靠那些和他们在华北的敌人毫无区别的军阀。”[81]

  这封信对国民党的分析,与1922年陈独秀的4月6日信基本上是一致的,完全切中要害。说明在这个问题上,马林与陈独秀中共中央是一致的而且是坚决的。因为这关系到能不能在国共合作中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和独立性的原则问题。如果国民党继续走“依靠军阀反军阀”的道路,那么,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就改变性质了,而且这是毫无胜利希望的投机行为。

  当时马林和陈独秀为孙中山草拟的“国民党改组计划”,也是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在荷兰保存的马林与陈独秀为孙中山拟定的中国国民党改组计划二件草案中写道:“党的执行委员会由21人组成”,名单在“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选举”;“党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执行委员会由党的总理、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各部长和国内各地方党部负责人组成”或“设立由党的总理、组织部的三名部长和宣传部的三名部长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所有这些规定,都是旨在改变孙中山一人独裁的旧有体制。而且,在各部部长人选名单中,除了组织部长人选为张继、廖仲恺外,全是共产党人。陈独秀被列为三个部长的人选:宣传部、联络部、知识分子部。

  这个名单,充分表现出当时马林和陈独秀执行的党内合作方针,的确是利用国民党、掌握国民党领导权,进而掌握革命领导权。不过,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雄心壮志”是一厢情愿的,不现实的。但也雄辩地证明,当初陈独秀同意国共合作方针,没有一点后来斯大林和毛泽东所说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

  但是,正如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4月6日信中指出的,孙中山还是那个老脾气,只要求党员对他绝对忠诚和服从,不允许对他的批评,“绝对不能容纳新加入分子的意见”。他屡次对马林说:

  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若苏俄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82]

  当时,马林的一封信中这样说:“上海的国民党员抱怨我们《向导》周报上的批评太苛刻”;“孙中山告诉我,这个周报上的批评是无法接受的,如果陈独秀不放弃批评,孙一定要把他开除出党”。[83]当时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部主任的斯列帕克说:“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孙逸仙想把陈(独秀)开除出党,原因是后者在《向导》上批评了国民党的行为。”[84]后来,孙中山虽未采取此极端措施,并且看在鲍罗廷带来的大量经济与军事援助的分上,还指定陈独秀为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但是,二人芥蒂从此种下,第二年七八月份终于发生了要成立联络委员会控制中共的事件。

  可见,国共要合作,又要争夺领导权,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不同的是国民党采取了光明磊落的态度,共产党则采取了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的策略。一向光明磊落的陈独秀由于受到了共产国际的牵制,采取了“知其不能而为之”的态度。因此,他在整个国民革命中的表现,始终是动摇和无奈的。

  1923年6月,北京发生直系曹锟驱逐总统黎元洪事件,政局动荡。陈独秀主持发表《中共中央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议:“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85]同时,中共中央特别“函请孙中山赴沪召集国民会议”,但是,迷恋于依靠军阀的孙未予理睬。致使陈独秀感叹这个印发了6300份(其中300份为英文)的中共宣言,除了香港各英文报有反应外,“在国内舆论上无什么影响”,对孙中山的工作,“亦无结果”。[86]

  马林对孙中山坚持旧的策略也很恼火,于是建议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为孙中山“南方毫无意义的军事行动提供财政援助”,并说:

  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的援助只是有利于旧策略的继续,供养那些与革命的国民党毫无关系的将领们,如果这种危险存在,就不要给予援助。最好是在对方保证不把援款用于南方的军事行动之后,再开始提供援助。[87]

  7月18日,马林离华前夕给越飞和达夫谦的信说得更坚决:“你们看见,孙中山更希望留在广东,而不乐意同我们接近。现在,我对他毫无办法。你们随时可以通过上海找到他。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指中共中央——引者)感到,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健忘的孙中山改变态度去把国民党的宣传推上新的轨道。为了开展群众工作,我们的人也不能总在广州束手以待。现在的问题是,不能为了孙氏王朝控制广东再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们的腰包,最好是用21000万元(原文如此,估计是21000元——引者),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的宣传,看看他们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作为。”[88]在5月31日给布哈林的信中,他甚至表示:“我坚决主张,如果国民党因其领导上的种种错误而垮台,那就一定还要另建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共产党人在这个党里应做的事情与在国民党里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同。”[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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