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广州，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把国民党改造成俄国需要的样子，催促孙中山立即改组国民党。由于当时孙中山处于十分困难之中，而鲍罗廷手中有援助，孙中山对此积极响应，18日就写聘请鲍为中国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委任书。25日，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并落实原由马林和陈独秀拟定的改组计划。会上，孙中山指派九名中央委员和五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具体进行改组工作。谭平山（中央委员）和李大钊（候补委员）两名共产党人参加。
但是，国民党内立即出现一股强烈反对共产党加入的势力，特别是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委员邓泽如甚至写信给孙中山，攻击国共合作是“陈独秀的共产党利用我党之阴谋”。对此，陈独秀在内心深处虽然对党内合作的方针有些动摇，如当时一直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张国焘写信给维经斯基时幸灾乐祸地说的：陈独秀来信表示“现在感到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政治论断，不太切合实际”；“这很清楚地证明，陈独秀和马林同志的计划遇到了困难，目前不能兑现”。[2]但是在行动上，陈独秀还是努力维护共产国际的方针，对国共双方内部的反对势力尽量做工作，除了发表上述《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外，1924年1月8日，在给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一封信中，对国民党改组后的章程提出修改意见，主张吸收党员“固郑重将来，加以严密的规定，以慎其始也”。第二天《民国日报》在头版头条《言论》栏，发表《介绍一个“党”的意见》，摘录陈独秀信中有关党员资格及入党手续等修改意见，称赞陈信“很有见解，提出了几个有价值的意见”，“其中最有警策的一点，就是分子的选择和审查……没有好分子，断不会有好党”。
国民党另一位中央委员邹鲁以及骨干冯自由、马素等说改组后“国民党赤化了”，“是共产派利用国民党做共产主义的运动”。陈独秀驳斥说：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是因为“知道革命的势力不可分”：
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乃是因为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在世界革命的重要，决不是因为想要赤化国民党利用国民党来做共产运动而加入的；因为共产党的目的、使命及革命的动机，都截然和国民党不同是断然利用不来的……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之目的与动力都截然不同，共产派的人有何神通能够利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来做阶级争斗的共产运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党，当然不免而且应该包容许多大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在内；共产派有何方法能以利用这班资产阶级，来做共产运动，来革资产阶级他们自己的命？共产派如果这样头脑昏聩，他们还懂得共产主义么？[3]
当时的孙中山为了挽救国民党，也不得不逐条驳斥邓泽如的信。他以陈独秀上述给《民国日报》的信为证据，说共产党遵守国民党党纲，“阴谋”何来之有？仲甫现在处处为国民党建成革命党着想。你们这些处处自称对党忠诚的人，能提出这样的意见吗？
由于鲍罗廷、陈独秀、孙中山三方的共同努力，国共合作的方针，终于克服国共两党内部的重重阻力，得以顺利执行。1923年12月25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委员长的名义与秘书罗章龙共同签署的中央通告，首先指出当前国民党改组中的严峻形势，没有盲目乐观：“自大会（指中共三大——引者）议决本党同志参加国民党扩大运动以来，以种种障碍未能见诸实行。”然而，此时国民党之改组已着着进行，颇有振作之希望，第二年正月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中局（即中共中央——引者）方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这里又表现出陈帮助国民党的真诚态度。随后布置中共在国民党一大改组会上的策略如下：
1.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望切将同志非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
2.在国民党已有组织之地方，本党地方会应与国民党合组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应进行的诸事。
3.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会与地方会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旧国民党员中，我们也应该出力帮助其比较的急进分子当选。
4.此次国民党大会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党章（其草案均见《向导》）及对于时局之策略，代表动身前各区均应详加讨论，候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
从这些郑重、具体、仔细的布置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陈独秀党中央对待这次国民党改组和国民党新领导机构的建立非常重视，对于在未来国共合作中捍卫共产党利益的立场也非常坚定，并无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味道。
于是，1924年1月20～3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本意是“容共”）。大会最后选举的24名中央委员中，有3名为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17名候补委员中，有7名为共产党人：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在一届一中全会上推定的各部人选中，谭平山为组织部长，林祖涵为农民部长，李大钊为北京执行部执委，于方舟为候补执委，毛泽东为上海执行部的候补执委。这个名单，虽然没有完全实现马林和陈独秀原有的设想，陈独秀在国民党中央也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但是，受马林和陈独秀计划影响，在新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党部等领导机构中，共产党员占了1/3至1/4的比例。尤其是负责组织发展的中央组织部，基本上是依靠中共党员在工作。当时中共党员总共才200多名，差不多都担任了国民党的发展工作。据1923年12月27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说：在国民党一大前，哈尔滨、北京、天津、湖南、南京安徽等地，已经建立起以共产党人为主的国民党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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