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苏俄来说，国共合作这步棋刚走出，还没有收到成效，决不允许改变。所以，鲍罗廷的态度是符合莫斯科需要的。但是，一心站在中共和中国革命立场上考虑问题的陈独秀，根本不了解莫斯科的心思。所以，当广州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内部一片愤怒。蔡和森等人强烈要求致电莫斯科，控告鲍罗廷和他推行的损害共产党的妥协路线。陈独秀则十分沮丧，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称：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已经闭幕。这次会议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孙中山等人的态度在口头上保持中立。他们不能同我们的同志争吵，也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动派，但实际上，他们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可是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同意这个建议，并指出，鲍罗廷同志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给鲍罗廷发去电报，说明孙中山等人的这个阴谋，以及这个建议和我们党绝对不承认任何这类决定将带来的不良后果。但遗憾的是，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作出了这种决定。[19]
然后，陈独秀对共产国际提出两点强调意见：一是提醒鲍罗廷“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二是要鲍罗廷“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
这是中共再次向共产国际要自尊。
维经斯基和共产国际如何答复，现在无证可查。但陈独秀决不罢休，力图挽回影响。经过一系列紧急磋商后，陈独秀派中央委员高尚德赶往广州，传达中共中央拒绝国民党全会决议，贯彻进攻路线，决心抵制鲍罗廷的妥协政策，并通过决定：鲍罗廷无权领导广东地区党组织的工作。
鲍罗廷的错误只能由共产国际去处理，中共中央却可以处理瞿秋白。9月23日，瞿一回到上海，陈独秀等就对其进行严厉批评，并禁止他再去广州。接着，10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全体会议，专门通过《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报告作出的决议》[20]，决议实际上不仅对瞿秋白，而且也对鲍罗廷再次严厉批评了他们的错误。
决议指出，鲍罗廷和瞿秋白没有看清孙中山为代表的中派“只是想利用右派来威胁我们，使我们屈从于它”的实际情况；“也未反击右派，抵制他们试图把共产党置于他们控制之下的做法，而相反，错误地认为，我们应当帮助中派哄骗右派……走上了向中派让步的道路……因此落入了中派设置的圈套，结果我们遭到两大失败”：
（1）我们对反动派镇压措施的决议案，在会议开始时没有提出，“结果我们落到被告席上而未占有主动的地位。因此，中派得以不声不响地回避对右派镇压措施问题，很顺利地对我们发起攻势，并向会议提出预先准备好的干涉中共事务的决议案”。
（2）在国民党内成立干涉共产党事务的机构，现在采取了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形式，并且已经同共产国际代表达成了协议。鲍罗廷同志和瞿秋白同志在国民党政治局会议上默认了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中共中央认为，这等于共产国际和中共承认国民党有权成立调查共产党活动的机构，这一条将被国民党用来作为干涉共产党活动的依据。”
最为可贵的是，决议以批评瞿秋白为引子，以无畏的胆识，主要点名批评了以太上皇自居的鲍罗廷在广州犯下的一系列错误，特别是改变了原来陈独秀和马林对孙中山的批评——只“依靠军阀倒军阀”的单纯军事路线：
“鲍罗廷同志犯了许多错误，他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中派的作用并同他达成了妥协，还有在实行自上而下对国民党的改造政策时犯的错误。特别大的错误是他支持国民党的军事行动。”因为一是“目前不仅国民党中的许多右派分子是反动的，而且不少中派分子虽然具有模糊的革命愿望，但在他们的头脑中国民党的老政策根深蒂固，很难使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二是国民党军队中是清一色来自反动右派的指挥员，没有可靠的革命力量，缺乏足够数量的革命分子在军队中做宣传工作和对它施加影响”。所以，现在“支持国民党的军事行动，那么客观地说，这就会加强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削弱对国民革命的宣传”。
决议最后强烈批评了鲍罗廷不尊重中国党、独断专行的作风：“中共执委会非常不满的是，鲍罗廷同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同党的执行委员会联系很少，也不同它讨论决议和对国民党的态度的改变，而是单独行事……破坏统一，破坏工作制度，这对国民革命运动来说是非常有害的。”
还必须指出的是，与此同时，即192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陈独秀还分别发出了两封极其重要的信。
其一，《中共中央给鲍罗廷的信》[21]坚决贯彻党中央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路线，要求鲍说服孙中山派汪精卫到上海，召叶楚伧去广州；尽快通过《民国日报》的新编辑人员邵力子、戴季陶、蔡和森、沈定一、刘仁静。因为由于中共推行强硬路线，国民党中央委员兼《民国日报》总编辑叶楚伧递交了辞呈，可是又不离开上海，因此也影响到戴季陶、于右任不工作，而共产党员瞿秋白、沈定一、毛泽东都是候补委员，“不能任负责人”，所以国民党上海局的工作陷于瘫痪。此信提议：“务必尽快派汪精卫来上海。如果汪来此地，也许戴和于会同意予以协助，或者让某一候补委员（瞿、沈、毛）转为中央正式委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局才能继续工作，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在我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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