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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428)

  在马林档案中,我们看到有四张陈独秀签署的收款条,其中两张用英文写的是:

  今收到上海C.维里杰同志寄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3年4、5两月的经费

  壹仟墨西哥元(1000墨西哥元)

  1923年4月30日

  T.C.Chen(陈独秀签名)

  今收到西蒙斯交来

  港币 贰仟玖佰肆拾元

  在上海折合 三仟元

  中共中央陈独秀

  1923年5月19日

  说到党的经费紧张情况,马林在1923年6月2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已告结束。事实表明,党现有党员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应指出以下情况:1.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3.多数党员没有职业。”[8]

  此前,即5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红色工会国际2000金卢布的款项,要求各半用于工会工作和召开第二次劳动大会。马林给国际书记处的信说:“对于整个中国的工会工作来说,2000金卢布为数不算多;可是以前我们的中国朋友没有这笔钱,所有的开支都不得不从党的经费中支付。1000金卢布作为第二次(劳动)全体大会的费用是绝对不够的……这次大会应有400~500名代表出席。估计还要花费15000~20000。当然不可能弄到这么多钱作大会费用;可是即令大大削减代表的数目,接到这笔款子也只够应付准备工作。”马林的这个估计来自陈独秀。第二天,马林给国际的工作报告说:“劳动大会正在筹备……党中央同意工会国际的见解,认为铁路大罢工失败(指二七大罢工——引者)以后,最好举行一次盛大的代表大会,但是现收到1000金卢布不敷筹备大会之用,陈独秀认为,召开一次400名代表参加的大会须有15000墨西哥元。”[9]

  因此,这次准备在6月20日召开的劳动大会,终于流产,拖到1925年才举行。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创造了辉煌的新文化运动,一直火爆,但到1922年7月出到九卷六号,终于主要因经费困难而停刊了。因此,党中央不得不向共产国际请求每月1000~1400卢布的援助。其中650卢布用于工会工作,770卢布作为政治工作和宣传的费用。马林对共产国际说:“这个数目对中国来说肯定是不会太多的”,“罢工的失败确实使这个小党处境艰难,我想支持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建议你们批准至少从7月到今年年底这个期间每月资助14000卢布”。但同时,马林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内又说:“党务费用务必力争自理,现在几乎一切都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资助开支……党员的多数,乃至大多数都没有收入;我经常指出,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10]

  陈独秀是个硬汉子,本来就反对拿人家的钱——“雇用革命”,听了这样的话,看到党这样的处境,内心自然很不是滋味。所以,陈独秀在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同时,还要亲自制作详细的预算和每一笔开支的账目报告给共产国际。在马林档案中,就有一份陈独秀做的“支持拟议中的国民会议进行宣传工作所需费用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运动每月预算表”。[11]

  党的经费是如此的困难,陈独秀的经济状况当然也就更困难,如上述马林报告所述,如果他真有富余的钱,也要像那十分之一的党员那样,先缴党费。自从他离粤上任中共领导人以后,就成了没有职业的职业革命家,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当时脱产的共产党干部,组织上只给每月30~40元的生活费。陈独秀即使要了也难以维持一家四口人的开销。他虽然常给党刊写文章,但那是党的工作,是没有稿费的。1919年五四运动后,他被聘为商务印书馆馆外名誉编辑,但当时,他表示月薪不必多(当时商务印书馆招聘馆外名流为馆外编辑,月薪高至五六百元),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因为他的主要工作是建党,愿任商务印书馆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结果说定:“月薪三百。”——这说明,他要是不搞政治,不搞革命,可以过相当优裕的生活,至少能像胡适那样。说是月薪三百,但他是一个无功不受禄的人,实际上当时也无力为商务编辑或写作,商务是不会白白给他钱的,他也不会白拿人家的钱。这可以从他当时的生活常常发生困难得到证明。

  他的生活费,主要是1922年亚东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没钱了,他就到亚东图书馆去,但又“从不开口”向汪孟邹要钱。老朋友相知有素,汪每次“见他坐的时候多了,总要问他一句:‘拿一点钱吧?’他点点头,拿了一元,二元,再坐一回,就去了”。可见,这位当年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北京大学月薪300元大洋的文科学长,又任过广东省教育委员长的共产党总书记,现在窘迫到什么地步。

  实际上,当时他家(嗣父陈昔凡)虽然生意破产,但家底厚实,还是很有钱的。因婚姻与革命,他与家里搞得很僵,但经济上家里对他是不吝啬的。可是如前所述,他连家里在北京开的琉璃厂古董店也不愿去。所以,他每次去亚东支钱,那些伙计(都是安徽人,与陈独秀相熟)总不免要议论一番:他家有钱哩!他不管怎么样,再也不要用家里一个钱,真是个硬汉子。可是他一个人当光棍硬汉子好办,妻子儿女怎么活?况且君曼又得了肺病。

  于是,君曼每次与陈独秀见面就吵架。汪孟邹多次劝解无效。到1924年,国共实现合作后,既要协调与俄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鲍罗廷的关系,又要处理与国民党的矛盾,更要领导全国的党务和革命运动,加之当时中央主持工作的干部又少,陈独秀更是忙得焦头烂额,更无精力顾及家庭生活。他与君曼的感情终于破裂。双方曾一度协议离婚,后经汪孟邹劝说,未离。大约在1924年,君曼为了节省生活费用,携两个孩子到南京居住。南京东厂街(今秀山公园旁)有君曼娘家的几间破草屋。陈子美认为母亲是最理解陈独秀的,读过许多陈独秀的文章,“母亲能成全父亲,了解大丈夫志在四方,自己则默默地带着两孩子隐居他乡,让父亲无后顾之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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