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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432)

  1953年底,毛泽东视察各地乘船路过安庆时,与安庆地委书记谈话,问到陈独秀问题时说:“陈独秀晚年犯错误不小,但在党的启蒙运动时是有功劳的,其功不可磨灭。他就是这个地方人,可能还有家属,你们去访问一下,若有家属要给予适当照顾。”据陈松年说:“这以后政府给我家每季度补贴30元,后来省委统战部通知,每月给我家补贴30元,一直到现在(1979年——引者)没有中断过。”[21]这笔钱,相当于当时一个月工人的中等工资。所以,在陈独秀的家属中,元配高大众一系包括陈松年及其四个子女,一直没有受到冲击。

  自由恋爱不能影响革命

  陈独秀自己这样处理家庭与爱情,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又怎么样处理党员的恋爱与家庭纠纷呢?这是人们很感兴趣的问题。郑超麟先生在1945年写的回忆录中,专门有一章“恋爱与革命”写二三十年代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的恋爱故事与纠纷,以及陈独秀处理这些纠纷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成立的,而且除了陈独秀、李大钊、林伯渠等少数中年人之外,早期共产党人都是青年人。新文化运动提倡和带来的思想解放,反对旧伦理观念的束缚,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特别是性解放,反应更为强烈。青年们(主要是城市知识青年)一下子从长期的封建包办婚姻的禁锢中冲出来,自由恋爱,自由结合,一时成为时尚。但由此也发生不少三角或多角恋爱的纠纷事件。这种情况自然也反映到党内来。陈独秀作为党的领导人,除了领导革命工作外,也要经常处理同志们的这类纠纷。

  尹宽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曾与赵世炎、周恩来等一道赴法勤工俭学,是中共旅欧支部创始人之一。1925年到山东任地委书记兼济南市委书记。中共一大前,山东党组织三位创始人之一王翔千有一个不到20岁的女儿——王辩,特别疼爱,视为掌上明珠,介绍到共青团里来,受共产主义教育,参加革命工作,对她寄予很大希望。然而,王辩与尹宽接触后,就爱上了他。每次听尹宽在会议上讲话,那风趣而激情的话语、广博而新鲜的马列主义知识,把她紧紧地吸引住。她总是如痴如醉地听着,露出十分钦佩的神情。山东当时的工作开展得较好,她也认为是尹宽的功劳,对尹有一点个人崇拜。尹宽很快感受到了王辩的感情,对她也多加关照。于是,这年8月,他奉中央之命调上海工作时,临走前夕,写了一个纸条给王辩,要她随同到上海去。姑娘毫不犹豫地收拾了简单的行装,跟他走了。结果在山东引发了一场很大的风波。

  山东的党员同志几乎全体闹了起来,要求中央开除尹宽的党籍,说他拐带王翔千的女儿逃到上海。王翔千本人更是要带刀来上海,与尹宽拼老命。山东的同志都支持他。

  尹宽调上海后,先是任上海区委书记,可能是这个原因,很快下台,转任区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感到很棘手。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陈独秀当然不愿向这种封建落后意识让步,但此事已经在山东党内激起公愤,严重影响党的工作,也不能置之不理。做了许多工作以后,王翔千和山东的同志渐渐冷静下来,见中央不可能答应他们的要求,便自动让步,要求尹、王二人举行正式婚礼,并请陈独秀(党中央总书记)、恽代英(团中央宣传部长)两人做证婚人。中央担心开了这个先例,别人效法,也没有答应。问题就搁置了一段时间。陈独秀虽然本人主张恋爱自由,不想插手,但他又有一条原则:党的干部恋爱自由,不能影响革命工作。所以,他还是积极想办法妥善处理这个问题。

  正好这时尹宽旧病复发,也是肺结核,大口吐血。这种病有传染性,王辩为情,毫不畏缩,尽力服侍他。尹宽一时很悲观,想到自己会一病不起。有一天对王说:“我死了,你怎么办?某某两同志还没有爱人,你选择一个好么?”王辩摇摇头说:“你死了,我终身不再爱人。”[22]于是,中央决定:尹宽离职养病,由王一飞代理他的上海区委书记兼宣传部的工作,然后,中央任命罗亦农任书记。王辩去莫斯科读书。

  虽然没有开除尹宽的党籍,也没有拆散尹与王的关系,但王翔千和山东的同志们也只好收场了。

  郑超麟说:当时去莫斯科读书的,有好几位女同志。她们在国内都有爱人,但到莫斯科后都移情别恋。为此,尹宽寝食不安,也担心王辩变心。当时莫斯科中国留学生男多女少,而且比例悬殊。一般女同志经不起“围攻”。但王辩是一个例外。莫斯科回来的同志都说尹宽多虑:“你担心王辩爱了别人,可是王辩在莫斯科是爱情专一的,心里念念不忘你尹宽,好多男同志追他,她都不理会。”事实也果真如此。可见二人是真心相爱,而且爱得很深。

  1927年,王辩回国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困难时期。由于工作的需要和地下斗争的危险环境,她和尹宽先后在广州、上海工作,却都未能谋面。后来尹宽任安徽省委书记,俩人才调到一起。但那时工作很忙,又天天警惕着被特务和叛徒破获,俩人虽同居一处,仍没有工夫共叙旧情。只有一天,稍有闲暇,尹宽打了一点酒,备了一点菜,二人享受了一下生活的乐趣。这样的革命情侣生活,在当时来说是很正常的。1926年与彭述之同居的女革命家陈碧兰说:“在我们同居的岁月中,虽然双方都感到青年之恋的欢乐,但由于我们的工作太忙,我们从没有闲情逸致一同去看过电影或游公园,即在恋爱的过程中也是如此,也从未感到这种需要。这便表现着在一个革命上升的时代,私人的生活也是与平时不同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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