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要求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强硬的路线”，而莫斯科却要对中共采取“强硬的路线”。
驱逐胡汉民和许崇智出广东，陈独秀党中央和陈延年为首的广东区委认为是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一次重大胜利（虽然也为蒋介石的崛起提供了条件）。这再次表明莫斯科与中共在估计革命形势上的巨大差异。
在中共四届二中全会决议中，虽然陈独秀和维经斯基放弃并自我批评了退出国民党的意见，但同时还保留了向党外联合过渡的通道，如明确指出“戴季陶等”正在成为新右派：“在国民党内，假借‘真三民主义’的招牌，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来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国民党左派及共产派。”并说：“假使我们不注意这种右派的阶级妥协的意义，也是一种危险的错误。所以我们应当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的好的方式，最好要不但不束缚无产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智识阶级的联盟，而且能扩大化。”为此决定：“现在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而“实行这种策略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便是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具体说来就是：“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在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地方（尤其是广东），我们应竭诚与之合作，逼迫他们各级用全力参加民族运动……但同时在一切运动中关于阶级争斗的理论与行动，我们对他们丝毫不能让步”。[12]
必须指出，这里说的“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是指准备实行退出国民党的策略而言，而与共产国际“九二八”指示有本质的区别。
这次会议决定把共产党从“国民党左派”队伍中抽出来，共产党只是站在“赞助左派”的立场上，让国民党左派和右派自己去争斗。陈独秀的意思是共产党不再包办代替国民党的事务，推动左派起来积极负责，也是从共产党准备退出国民党的过渡方针考虑的。
对此，传统观点采用王若飞的说法，即批判这次会议把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纳入了“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机会主义轨道，最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王若飞说：“须知当时国民党左派即是共产党，我们如果不去代替，就无所谓左派，大的错误就此铸成。”这次大会是“不要国民党的精神，是不要领导权的精神，是较大的错误”。
其实，陈独秀（包括维经斯基）对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内国共斗争的形势、国民党左派没有力量、共产党才是真正的“国民党左派”的认识一直是十分清楚的。早在1924年5月维经斯基参加的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问题的议决案》就明确指出：“国民党内——对于反帝国主义，民权主义，农民问题的改良政策，对工人利益的让步问题——便发现两派的力量……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现在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13]7月13日，当孙中山决定利用右派进攻对共产党施加压力时，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更是明确指出：“至于国民党目前的状况，我们在那里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说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是我们自己的同志。”[14]
所以，导致后来“退而不出，办而不包”，使共产党成为国民党苦力的根源是莫斯科的“不准退出国民党”的总方针。
维经斯基在11月11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还为自己和陈独秀在中共四届二中全会上制定的方针——团结国民党左派、打击右派，准备过渡到党外联合，推动全国的反帝运动——辩护，认为过去几周的运动表明，我们“正确地对待了国民党”。因此，“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帮助国民党左派从组织上巩固自己的影响，并在即将举行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之前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击败右派”。[15]
对于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党中央为一方，与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为另一方的分歧，在1925年10月29日和12月3日两次由斯大林主持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终于得到解决。前一次会议上“伏龙芝的信”和后一次会议上斯大林的指示以会议决定的形式做出，其有关内容如下。
（一）在中国反帝问题上，“实行旨在在日本和英美之间打入楔子的方针，尽量不损害同日本的关系并容忍中国的现状对日本有利这一意义上同它进行谈判”。对此，决定附录一《给报界和塔斯社的指示》是：“1.不突出对日本的攻击；2.指出容忍中国新的局面对日本是有利的，有可能也有必要保持以日本为一方同以中国和苏联为另一方的睦邻关系；3.不鼓吹东方对西欧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威胁；4.尽量少写苏联在东方事件中的积极作用。”[16]
由此看出，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向帝国主义阵营全面退却。为此，中国也必须停止一切反帝宣传和行动，以免被人谈论“红色布尔什维克的威胁”。
在1926年4月1日召开的联共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我们对中国和日本政策问题》，称这个新政策为“喘息政策”：中国革命“由于欧洲出现某种稳定……国际局势变得非常严峻。国内局势在最近一个时期由于国民军的失败和撤退也恶化了”。因此，不仅苏联“需要延长喘息时间”，对当时苏联在远东的最大对手日本“需要作出让步”，并力求同中国现有政府“保持真诚的关系”；中国革命也要与苏联外交政策相适应，必须设法“争取一个喘息的机会”，甚至搁下“国家命运问题”，“容忍南满在最近一个时期留在日本手中”。1926年4月1日，联共政治局通过一个重要文件，对此辩解说：这不能错误地解释为“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调整苏联和日本国家间的关系”。[17]这种辩解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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