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二大
——所谓“三次机会主义大让步”之一
关于国民党二大，陈独秀原来的立场是十分强硬的，而鲍罗廷是右倾的。1925年初，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在上海开会，讨论有关国民党二大上选举新中央委员会的问题。陈独秀企图加强共产党力量，提议从一大时的3人扩大到7人。为此，3月2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报告谈到孙中山逝世后的形势及“我们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时，决定“准备迎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使右派在会上没有影响。”[24]
但是，鲍罗廷反对中共中央的提案。他在给加拉罕的电报中说：“关于在将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共产党员人数问题曾一度发生争执，中央提出7人，我表示反对，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最后，陈独秀党中央不得不做了妥协：“同意最低限额——4人。”[25]
当时在上海任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的维尔德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全文引述了鲍罗廷给加拉罕的电报，并评述说：“上周，鲍罗廷同志在前往广州途中在这里停留几天，他同（中共）中央委员会开了几次会议。会议进程、交换意见情况和相互关系，都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感觉到互相不信任、不真诚、耍外交手腕。”这可能是上次国际联络委员会事件留下的后遗症。在给加拉罕的电报中，鲍罗廷还向加保证，他帮助拟定的《关于国民党执行孙中山遗嘱的宣言》（1925年5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不会直接攻击右派”，但是，他却批评陈独秀中共中央“落后于对时局的领导”，只会待在租界里，在罢工之类事件发生后，才发出指示。他甚至强调说：“中央委员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26]似乎有改组中共中央之意。
上述瓦西里耶夫起草“九二八”指示，除了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之外，另一个根据是加拉罕在9月16日联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上的报告。这个报告在联共档案中“没有找到”，但其内容自然主要是鲍罗廷的这个电报。所以，上述瓦西里耶夫给季诺维耶夫的信及他起草的给中共的“九二八”指示，完全是一个口吻，只批评和管束中共，不谴责国民党右派。
其实，当时鲍罗廷与陈独秀党中央之间的主要矛盾是：鲍罗廷要求中共围着他这个国民党的顾问转，而中共力量有限，又必须开展全国的工作，难以满足鲍的要求。维尔德对此有较为公正的评价：“中央委员会与鲍罗廷同志的观点的主要差别在于后者确信，中央委员会现在就应当把全部力量投向广州（尽管会损害其它工作），而中央委员会则认为，它在这方面已经尽了最大的可能（张太雷、蔡和森、罗亦农以及其他许多负责人已被派往广州从事经常性工作。此外，还向那里的农民学校派去了70人）。如果考虑到紧急派35名积极的工作人员到冯玉祥的军队，又派70人去河南军校，以及全国罢工运动的浪潮，那么应当肯定中央委员会确实尽了一切可能。”由此看来，鲍罗廷对陈独秀党中央的蔑视和指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至少是对中国情况了解不够，又瞎指挥。
但是，8月份，在广州发生了国民党右派中广东地方实力派胡汉民、许崇智策划的刺杀廖仲恺事件。廖是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和中共可以依靠的最重要的左派。而在上述鲍罗廷给加拉罕电报中，“胡汉民政府”本来是被鲍罗廷“看作是向较为革命的政府过渡形式”。蒋介石为代表的中派，乘机利用廖案发生后的时机，依靠中共和左派力量，驱逐胡汉民、许崇智出广东，进而又利用国民党中枢出现的权力真空，其势力迅速膨胀。中共广东区委也利用这个形势，制定了在国民党二大选举时执行“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即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争取共产党人的中央委员占三分之一或一半的方案。鲍罗廷也别无选择地同意了这个方案。
然而，远在莫斯科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根本不了解广东形势变化的复杂性和严重性，甚至对驱逐胡汉民和许崇智都不能接受，要求中共继续执行党内合作的方针，为此不惜向国民党右派让步，更不要说蒋介石等名为“中派”的新右派了。
所以，尽管维经斯基11月11日的书面报告表示要在国民党二大上帮助左派，击败右派，但是，最后，为了贯彻“九二八”指示和12月3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指示”，维经斯基再次被派来华“纠偏”，12月24日，在他的安排下，把陈独秀、瞿秋白和张国焘叫到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与国民党政要孙科、叶楚伧和邵元冲谈判国民党二大问题。陈独秀被迫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将在第二次国民党大会上不增选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的人数。并且为了让对方能赴粤参加国民党二大，还告知大会延期召开。在这次谈判后，中共中央在执行莫斯科妥协路线的前提下，确定了在国民党二大上“团结左派，联络中派，打击右派”的方针，并派张国焘去广州执行。这样在对待实为新右派的“中派”（包括当时谁也没有认识的假左派蒋介石）问题上，陈独秀党中央与广东区委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即打击右派和扩大左派，没有分歧，但对于“中派”，中央是“联络”，广东是“孤立”。然而人们不知道，特别是广东区委不知道，双方争论的背后，莫斯科在起决定的作用。陈独秀对于戴季陶这位“中派”的反共面貌本来是有清楚深刻认识的，他所以取“联络”政策，是因为必须服从莫斯科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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