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胡适日记，1916年9月22日、10月23日；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40页。
[21] 《胡觉致胡适》（1911年夏），《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78—79页。
[22] 《胡母致胡适》（1913年7月7日），《安徽史学》1989年第2期，第82页；胡适《先母行述》（1921年6月），《胡适文存》卷四，第240页。
[23] 《胡母致胡适》（1912年6月18日），《安徽史学》1989年第2期，第79页；胡适日记，1923年5月30日。
[24] 胡适日记，1917年6—7月之“归国记”。
[25] 胡适日记，1915年9月21日。
[26] 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第257页。
[27] 胡适日记，1917年6—7月之“归国记”；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17页。
[28] 胡适日记，1915年5月28日、2月18日。
[29] 胡适日记，1914年1月25日、11月10日，1915年2月3日。
[30] 胡适日记，1915年5月28、29日。
[31]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80页。
[32] 胡适日记，1911年3月12日。
[33] 胡适日记，1912年10月15、16日，1913年10月9日。
[34] 《口述自传》，第38页；胡适日记，1911年4月8、13日。
[35] 胡适日记，1911年5月11日、6月12日；《口述自传》，第119页。
[36]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19—20页；胡适日记，1911年5月11日、6月3日、7月12日、8月25日、7月11日。
[37] 胡适日记，1911年4月15、21日，5月7日；《胡母致胡适》（1914年10月15日），《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第73页。
[38] 《胡适致母》（1914年5月2日），《安徽史学》1989年第3期，第79页；胡适日记，1914年1月29日，5月9日。
[39] 胡适日记，1914年5月31日、7月16日。
[40] 参见胡适日记，1914年6月1—12、20日。
[41] 本段与下段均参见胡适日记，1914年6月7日，下段并见8月16日日记。
[42] 胡适日记，1914年8月10日。
[43] 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6月30日，1925年9月日记中所附“南行杂记”，1926年8月23日及所附根内特同年3月5日致胡适信。
[44] 胡适日记，1914年7月12日、6月9日。
[45] 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1915年2月22日、1月27日。
[46] 胡适日记，1915年2月14日、1917年4月11日、1914年8月14日。
[47] 胡适日记，1916年6月9日；《谈话录》，第143页；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22页。
[48] 胡适日记，1917年1月27日；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22页。
[49] 《口述自传》，第51页；《胡适致任鸿隽》（1916年7月26日），收在1916年7月30日胡适日记。
[50] 胡适日记，1915年8月29日。
第五章 关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如果说留学七年是胡适“一生思想和志业的定型时期”，他在这段时间究竟选择了何种志业呢？换言之，他“讲学复议政”的打算是为了什么？如果说胡适选择的志业是要为中国再造文明，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而最终使中国达到能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大概没有人会反对。那么，他又形成了什么样的思想呢？许多人会说胡适是个自由主义者，终生为在中国实现自由主义政治而努力。他接受了现代自由主义是毫无疑问的，但胡适在留学期间形成的有系统有特色的思想，则不能不首推他的世界大同主义。这一思想，仍是要在理论上论证中国应有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贯穿在胡适志业和思想里面的，就是对祖国深挚的爱，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的关怀。而胡适一生，又恰恰对民族主义始终有那么几分保留，常常被人称作西化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深具诡论意味的现象？要弄清这一点，不可不对胡适再造文明的志业和他的世界主义进行认真的考察。
一 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
胡适既然立志要做国人的导师，他对中国国内局势的关怀，就远远超过许多留美同学，所以别人才说他“知国内情形最悉”。他一直留心国内政局的变化，并随时做出反应。这些反应往往表达了胡适自己的政治观念，而且反映了潜藏在这些政治观念背后的思绪，值得略作参考。辛亥革命起，胡适起初担心国家从此不能统一，想起头一年所做的《重九词》有“最难回首，愿丁令归来，河山如旧”的语句，以为“竟成语谶”。一年以后，胡适的心情就轻松了许多，他从报上看到对他影响甚大的梁启超归国，京津人士都很欢迎，“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1]
1912年冬，中国局势又呈乱象。在中国海关任职甚久的英人濮兰德恰在美到处游说，“诋毁吾民国甚至”。胡适“读之甚愤”，写信给《纽约时报》驳斥之。当濮兰德到康大演说时，胡适当场起来质问，使其颇狼狈。濮兰德的到处演说也使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感到激愤，群思抵制之方。胡适在康大的学生集会上建议成立一个通信部，“译英美各报反对吾国之言论，以告国中各报，以警吾国人士，冀可消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消除党见以利国家的和平统一，是胡适对中国政治的一贯思想。1914年11月，他见报载汪精卫等与孙中山约，不起三次革命，而北京政府也开党禁，赦免革命党人，甚以为喜，以为这样“祖国政局可以和平了结，真莫大之福”。此事后来得知并不完全准确。但胡适认为解决时局的责任确实主要在政府一面，如果“政府不许爱共和之志士以和平手段改造国家，而夺其言论出版之自由，绝其生路，逐之国门之外，则舍激烈手段外别无他道”。简言之，“政府手段一日不改，则革命终不能免。”胡适已表明了极强的希望中止内斗以获真统一的意愿，但其立场基本仍在革命党人一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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