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莫斯科再次否定了陈独秀的这个要求和主张。
而且，正是基于这种退出国民党的立场，陈独秀才在这封信中说：“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及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可是，传统党史论著，均以此证明陈独秀是接受“整理党务整理案”的。这是多么惊人的对历史的曲解。
反对北伐风波
1913年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多次依靠南方军阀进行北伐，都未出师而夭折，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成了他遗嘱的中心思想。蒋介石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后，自认是孙中山的第一继承人，高唱“继承总理遗志”，无论是统一中国，还是实现他个人夺取中国最高权力的“拿破伦式”的理想——“北伐，打倒北洋政府”，自然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打倒北洋军阀也是其实现民主革命纲领中“打倒封建主义”的具体目标，所以，早在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了支持广州国民政府北伐问题，并做出“我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的决定。
陈独秀虽因在上海患伤寒“失踪”未参加会议，但事后对这个决定是拥护的。
3月14日，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进一步表明支持北伐的态度：
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纳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广东政府是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只有它的势力之发展，可以推动全国民众及接近民众的武力更加爆发革命的火焰，而且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煽动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己的声威，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对势力所包围而陷落。[49]
可以看出，这时的陈独秀的思想，与鲍罗廷支持孙中山北上和在这次北伐问题上的思想是完全一致了；革命不能在广州等死，必须向外发展。在经受了“中山舰事件”“党务整理案”的打击后，鲍和广东区委以及陈独秀中共中央，都迫切地期望如此。而鲍与陈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特别是大革命后期，饱受莫斯科和国民党双重打击后的陈独秀情绪消极，只得跟随鲍罗廷走，简直到了鲍唱陈随、亦步亦趋的程度。
具有戏剧性意味的是，莫斯科这次对北伐的态度，出现了与鲍、陈相反的情况。他们遥控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狭隘的民族利益，为了推行所谓的“喘息政策”，它主张与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妥协。而如果国民党北伐，一是必然引起各帝国主义攻击与国民党结盟的苏联；二是有可能在中山舰事件上使莫斯科大丢脸面的蒋介石新右派集团在北伐中迅速壮大，使其在国民党内的夺权行为合法化，越来越难以为莫斯科所驾驭；三是担心北伐导致北方张作霖、吴佩孚进一步联合进攻苏联支持的冯玉祥国民革命军。为此，早在1925年12月3日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为会议决议的斯大林指示就说：“广州人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能容许的，建议广州人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内部的巩固上。”[50]
内容类似的决定还在1926年4月1日、15日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一再重申，并指示中国。直到1926年5月6日的联共中央政治会议得知由于蒋介石的坚持，北伐实际上已无法阻止，而且湖南唐生智由于受到吴佩孚的压迫，请求广东政府支援，否则广州将失去湖南这个屏障。于是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在坚持原议的前提下做出一点松动：“（苏共）中央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不能分散广州的军事力量”，“鉴于目前出现的情况，认为可以派遣一支规模不大的远征军去保卫通往广州的要道——湖南省，但不能让军队扩展到该省疆界之外”。但是，这月20日，斯大林等人收到布勃诺夫关于中国情况的总报告后，又开政治局会议，再次拧紧了反对北伐的螺丝，“责成广州同志保证实行政治局不止一次重申的坚决谴责在目前进行北伐或准备北伐的指示”。[51]
在以上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莫斯科如此三令五申阻止北伐，但没有成效。鲍罗廷显然由于赞同北伐或感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根本无法阻止北伐，对莫斯科的指示置若罔闻。于是，联共政治局责令共产国际直接向中共中央施加影响。1926年6月，忠于职守，既认真执行莫斯科指示，又努力保护中国共产党的维经斯基，趁奉命来华组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会，尝试调解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在北伐问题上的关系。他在这月11日报告莫斯科说：
关于北伐问题，尽管莫斯科作了各种指示，但在这里这仍然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我还不能确切地说，中央的情绪怎样，但这里的同志们坚定不移地主张进行北伐。看来必须就此问题同中央认真地谈一谈。[52]
6月19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正式成立，把说服陈独秀中共中央改变支持北伐的态度作为第一项任务。21日就做出决定认为：“在广州内部业已形成的形势下举行北伐是有害的。”[53]
虽然从1920年建党以来，维经斯基与陈独秀情谊深厚，但前者很快发现，这次劝说陈改变对北伐的态度，远比当初劝他建党难。维的理由就是莫斯科历次决定中反复重申了的，但陈对此说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而抵抗的理由也是之前的。在6月30日举行的远东局会议上，陈独秀甚至这样表示：以他自己的名义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一电报，说明中共中央内部一致主张进行北伐，以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54]以致维在第二天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哀叹说：中共中央委员会总的情绪是主张进行北伐，认为这是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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