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维经斯基远东局没有放弃，他们通过调查研究，在中国实际中寻找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他们很快发现一个严重的情况：蒋介石已经利用准备北伐向工农人民进攻了，他让右派（叶楚伧）领导农民工作，“广东开始了豪绅向农民的进攻时期”。在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维经斯基着重指出：
（广州政府的）管理权集中在蒋介石手里，停止采取有利于农民的措施，这都便于准备北伐。为建立1000万元的基金，增加了农民的捐税，提前一年征收了税款，全部款项集中在总司令手中，500万元收入中有450万用于军事预算……[55]
因此，维经斯基坚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依我看，北伐必然遭到失败。”[56]
这对于广州的革命都要特别是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惊人的情况。原来，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从一个根据——广州政府内外危机——得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北伐，对外发展；反对北伐，巩固内部，互相拉锯平衡。现在却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砝码：蒋介石利用北伐加强独裁，还加强对工农民众的进攻。这个砝码加在反对北伐一边，平衡随即被打破。陈独秀在经过维经斯基耐心劝说后终于惊醒，倒向反对北伐一边（后来维经斯基与鲍罗廷辩论时说：“陈的文章是在与我们长时间交谈后写的。”），并且立即行动。首先统一中共中央内部思想。于是出现了郑超麟（当时任中央宣传部干事）回忆的情况：
某日，中共中央在宣传部办公室开会，讨论北伐问题，陈独秀反对北伐，彭述之附和；张国焘反对陈的意见，瞿秋白也拥护北伐。两票对两票。反复辩论了几次，最后，陈独秀发了脾气，桌子一拍，张口大骂。张国焘不也回骂，默然了（这反映了陈的威望，也暴露了陈的简单粗暴的作风——引者）。于是，通过了反对北伐的决议。
然后，7月7日，即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前两天，陈独秀在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文章完全接受维经斯基所说的观点，把两种不同性质的北伐观与解放人民的问题联系起来，揭露并反对在当时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进行蒋介石追求个人独裁的反革命反人民的北伐，主张准备解放工农劳苦大众的“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文章写道：
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是各阶级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自求解放：全民族经济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农工平民迫切的困苦。
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民众，若误认为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之唯一无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这便和前代人民仰望吊民伐罪的王师是一样，完全失了近代革命的意义。
再论到北伐军之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了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57]
文章最后指出：“革命的北伐时机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地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
从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来考察，陈独秀这篇文章的观点无疑是深刻的，看透了蒋介石急于北伐的用心，坚持了共产党人堂堂正正的革命立场。后来北伐战争的实际进程，也证明陈独秀的这个立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历史必定要走曲折的道路，北伐已经无可阻挡。
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两次事件中遭到沉重打击和压迫的鲍罗廷、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反蒋派人士却积极拥护北伐，他们想从北伐中摆脱身处的困境。为什么这两个事件对鲍罗廷也是一种打击呢？因为，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前，鲍罗廷对其在中国两年的工作成绩十分自负，甚至在北京对来华将去广州考察的布诺诺夫使团吹牛说：
当你们去广州时，你们自己会确信，华南的思想势力范围乃是我们的影响。我们从那里赶走了帝国主义，正是在帝国主义的中心赶走了帝国主义的影响。今后……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呢？一旦我们宣传什么，一旦我们提出什么建议，人们就会很认真地听取。我们在那里已经不是外人，我们毛遂自荐，并将根据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决定，以极大的成功希望来加以贯彻执行。
在广东几乎没有军阀，没有我们所理解的在中国其余地区的那种军阀……但毋庸置疑，这些军队的领导人已完全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
在6个军和6个军长当中，可以认为有4个是完全可靠的。我们同他们未必有很大的误会，他们当中蒋介石、谭延闿、吴铁成（原文如此，应是李济深，因为吴是警察局长，不是国民军军长——引者）和朱培德无可非议。[58]
可是蒋介石发动的三二〇事件，给了他一闷棍，彻底否定了他对广州局势乐观的估计和对蒋介石“完全可靠”的评价。布勃诺夫对三二〇事件原因的分析和对苏联顾问的严厉批评，更是对鲍罗廷这段吹牛话语的最辛辣的讽刺。鲍罗廷在受此刺激和打击后，决心对蒋进行报复，但他一是看不起中共和工农的力量，认为中共“没有实力，不能同蒋介石及其政治方针作斗争”；二是看不起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并不认为有真正的国民党左派”，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北伐中蒋介石与其他军事集团的矛盾冲突上，把革命变成单纯的在上层“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为此，他为北伐设计了这样一条路线：“北伐在军事上的胜利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但蒋介石和“保定派”（当时除蒋为军长的第一军军官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之外，其他各军的军官主要是保定军校出身——引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北伐胜利过程中，“保定派”必定压倒蒋介石，从而“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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