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730页。
[21]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743、744页。
[22] “方朔”，即汉代大臣东方朔，传说以怪异的方式推进改革而闻名。“鲈鱼”“归去”，指的是西晋大司马张翰因不满朝政，提出辞官回家乡苏州吃鲈鱼去。
[23]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1943年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112～124页。
[24]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590页。
[25] 《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13页。
[26]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612～614页。
[27]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18页。
[2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82、85页。
[2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1] 参见蒋介石《晚宴退出第一军党代表及CP官长并讲经过情形》，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八编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陈孚木《国民党三大秘案》连载之三，《热风》第70期。陈孚木当时为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陈公博：《苦笑录》第75页，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欧阳钟报告》及《欧阳钟供词》，1926年3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2]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第307页。
[33] 《关于1924年至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0页。
[34]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3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5] 参见《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162～171页。
[36]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99、100页。
[37]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第5页。
[38] 《广州事变之研究》《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向导》第147期，1926年4月3日。
[39]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第6、7、8页。
[40] 《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1927年4月5日。这个讲话由于很快被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所嘲弄，没有见报。南斯拉夫共产党员武约维奇的当场记录刊于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问题》，纽约，1932，第389～390页。
[41]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3页。
[42]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第8页。
[43]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162～171页。
[44]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6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5] 《蒋介石同留守后方将领们会见时的谈话》，1926年7月26日；《鲍罗廷与蒋介石的谈话记录》附言，《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65页。
[46] 陈独秀等最早成立的托派小组织机关报《无产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4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使团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439页。
[4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98～99页。
[4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81页。
[50]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742页。
[51] 以上分见《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241、268页。
[52]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03页。
[53]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01页。
[54]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17页。
[55]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20页。
[56]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309页。
[57] 《向导》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58]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15日、17日于北京，《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3辑，第147、120、140页。
[59] 《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9日于广州，《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第369页。
[60]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79～80页。
[61] 《向导》第171期。
[62] 参见《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63]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4页。
九 大革命中的奋斗与无奈（上·1926）
在北伐中追求的目标
由国共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是从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开始的。共产党一般称其为“第一次大革命”。后来由于北伐战争的顺利开展，广大工农群众参加大革命，遂将革命推向高潮。但由于国共两党追求的目标不同，革命一开始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存在两条路线和两种命运。因为国民党的目标是追求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共产党的目标是追求人民的解放，至少在当时，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是怀着这种纯洁而崇高的理想。他们希望北伐战争能朝着这个目标发展，但是他们没有实现这个目标的实力，虽然，这一点，当时他们是不可能意识到的。或者即使意识到，也由于党的纲领所定，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理想主义者往往只见遥远的目标，不考虑当前的实际。上述在北伐开始后召开的由陈独秀主持、维经斯基参加的中共四届三中全会还在做这样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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