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莫斯科的这个指示，在阻止中共“拼命主义”上，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它没有指出如何正确地组织防御，以保护上海的中共党员和工人的力量。而对于正处在头脑发热的陈独秀们来说，这是一个对业已开始的蒋介石反共政变示弱和挨宰的政策，与中共中央的政策完全对立。“罗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39]罗还在中共上海区委活动分子会议上明确反对国际指示。他说：“蒋与我们争斗的中心问题，为解除上总纠察队武装问题，他要取消上海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此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最后的决斗”；“我们决定不收藏枪械，坚不缴械”，“决不投降与退却”。他认为与蒋“没有调和余地”，“我们不避免冲突”，“我们唯有与蒋奋斗，我们有实力有群众，只要策略应用得好，有胜利的希望”。但是，如何与蒋斗，他也没有办法，只说“以民众的力量去镇压蒋之反动”，“不取进攻的形势”。[40]罗的话显示出中共的无奈。
联共政治局所以做出以上指示，一是他们最清楚这几年来他们给蒋介石的援助之巨大与给中共的援助之少（不给一枪一弹），相差是那样的悬殊，中共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二是他们对蒋介石不反共尚有幻想，尚有利用价值，就是这只“柠檬”的汁还没有榨干净；三是对陈独秀揭露蒋介石从南昌开始与敌人的勾结阴谋不相信，这是莫斯科遥控中国革命、不了解中国实情的死穴。因为，就在这个指示做出后第三天（4月3日）斯大林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发表《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一文，指出中国革命分裂危机“不可避免”，主张“共产党完全独立”，并赞扬陈独秀多次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提议“是无条件正确的”，呼吁立即建立工人苏维埃。[41]为此，斯大林在4月5日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批驳托洛茨基，竭力为自己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辩护，说蒋“是服从纪律的”，“除了率领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外，不能有其他的作为”。会议通过决议，批评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42]
于是，陈独秀不得不执行“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的指示，与当时乘苏联轮船回国到上海的汪精卫签署《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全党同志书》。后来陈独秀也称这是个“可耻的宣言”：“那时我又以服从国际命令，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而且根据国际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汪精卫联名发表那样可耻的宣言。”[43]
起草《汪陈宣言》
陈独秀党中央从准备反蒋到签署《汪陈宣言》，是政策上的一个重大转折。莫斯科的指示对这个转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从当时的档案看，陈独秀党中央及上海区委，在国际指示的影响下，也认为这是必要和正确的。
汪精卫于4月1日到达上海后，周恩来把他安排到一个临时住处后，向陈独秀汇报说：“三点水来了，我今天得到俄国同志通知第一个去看他，此时别人还不知道他站在我们方面。他问我，他于北伐以前到外国去，如今北伐胜利才回来，国内同志是否因此对他不满？我向他解释，说国内同志都希望他速回来领导他们。他对于俄国同志有点不满意的表示，因为负责送他回国的同志，无论在西伯利亚火车上或从海参崴到上海轮船上，都把他当作囚犯一般看待。”[44]周恩来主张直接把汪送到武汉去，不让他在上海同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要员见面。陈同意周的意见。
但是，上海是国民党的老根据地，汪到上海后如鱼得水，处于危险境地的共产党再不能控制他的行动，更不能限制蒋介石等在上海的国民党人与汪联络。于是，2日、3日两天，汪精卫与蒋介石、吴稚晖等连日召开秘密会议。吴自认为在与陈独秀的谈话中摸到了共产党的底——早晚要推翻国民党，因此反共最坚决，提出检举中共案，要求各地北伐军将领实行清共。此正合蒋意，蒋提出马上做两件事：“赶走鲍罗廷”，“分共”。汪精卫显然没有忘记三二○事件中被蒋排挤的惨痛教训，如何在复杂的形势中自图发展，因乍回国，既不了解情况，又无实力，需要等待时机再做决定，所以提出“缓兵之计”：暂时容忍，争取和平解决分共问题。蒋、吴反共，一想争取汪精卫，二要时间准备，同意了汪的主意。
最后，双方达成折中协议如下：（1）由汪精卫负责通知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各地共产党的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2）对武汉中央及政府所发命令，“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不接受”；（3）各军队、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暂时取缔”，“制裁”；（4）“凡工人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指挥”。[45]
陈独秀党中央和上海区委的共产党人还在梦中，遵照莫斯科指示，力图挽救危机，于是又落入蒋、汪的圈套。
3日，陈独秀与周恩来一起会见汪精卫。汪告诉他们，已经与蒋介石见了面，在座的还有吴稚晖等人。吴大骂共产党，蒋则不作声。陈独秀说：“吴、蒋二人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汪用吴的话质问陈：“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并要主使工人冲入租界？”陈答“决无此事”。汪又转达吴稚晖话，称陈是“口头骗你的话，不要信他”。于是，陈被激起，答以亲笔做书面宣言。当夜，陈写了很久，即起草《汪陈宣言》——《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次日，周恩来拿去给汪签字，拿回来时一看，汪的名字签在后面，前面留了许多空白，意思是让陈的名字签在前面。“但独秀拿起笔来把他的名字仍旧签在汪的名字后面”。[46]5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上海各大报普遍刊登并宣传此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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