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2月25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75页。
[1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08页。
[17] 《中共上海全体会议记录》，1927年3月8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97页。
[18]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1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01页。
[19]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3页。
[20]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31页。
[21]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51、311、340页。
[22]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1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51页。
[23]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1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47、249、251页。
[24]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对工人宣传大纲》，《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57页。
[25]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5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78～284页。
[26]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4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77页。
[27] 《吴稚晖先生全集》第9卷，第810～811页。
[28]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45、347页。
[29]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30] 施英（赵世炎）：《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纪实》，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21页。
[31] 《徐梅坤回忆录》，未刊稿。徐是参加“三暴”的共产党骨干分子。
[32]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03页。
[33]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87页。
[34]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0、392页。
[35]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2页。
[3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2页。
[37]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169页。
[38]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4辑，第167页。
[39] 《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托陈派小组织散发的油印小册子，中央档案馆藏。
[40]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44页。
[41]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6页。
[42] 《真理报》1927年4月6日。但是，斯大林讲话中为蒋辩护的话，没有见报。此话保留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员武约维奇的当场记录中，后披露在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中，见第389～390页。
[43] 《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手刻油印件。
[44]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当时郑超麟在场，陈独秀就住在郑的房子里。
[45]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在广州中大演讲》，《申报》1927年4月8日。
[46]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47]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44页。
[48]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十一 大革命中的奋斗与无奈（下·1927）
“不堪回忆武昌城”
陈独秀晚年在给友人杨鹏升夫人和平女士写的一首七绝诗中写了这一句，充分反映了他对1927年武汉大革命时期的深刻反省和所受委屈的愤慨，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窝囊的时期。这主要是因为他虽为中共总书记，却受到多重包围和挤压，既不能做主，又不能有所作为，最后还要代人受过，为大革命的失败负责。
首先，由于中共受到四一二政变及其后广州四一五李济深政变的打击，陈独秀在党内的威望急剧下降，也开始失宠于莫斯科。
先到武汉的张国焘回忆说：“过了几天，陈独秀先生也到达武汉，他比任何人都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他从上海断羽而来，对于上海广州北京（李大钊等人虽然躲进俄国大使馆兵营，还是被军阀张作霖的军警搜捕，于4月28日杀害）一带大批同志的遭受惨杀，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内部的种种责难，纷至沓来，猬集于他的一身……他对同志们的责难，都没有心情置辩，他极力想找寻一个补救方案，但又力不从心、奇迹没有从天而降。他终日在那里苦思焦虑，勤劳工作，但苦恼之魔总是纠缠着他。”郑超麟在回忆当时中共情况时说：“中央形成了一个三人集团：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每次开会，他们三个人唱了一样的调子，最后按他们三个人的意见通过。彭述之被踩在脚底下，陈独秀如同小媳妇。一次，黄文容（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到武汉后做陈独秀秘书，旁听中央会议——引者）告诉我，张国焘在中央会议上拍桌子大骂陈独秀，而陈独秀不敢还骂。”[1]而在此前，“拍桌子大骂”的是陈独秀，“不敢还骂”的是张国焘。所以，郑又说张国焘“这是报复了讨论北伐那次所受的屈辱”。可见此时陈独秀受挤压的程度和地位之卑微。
郑在谈到在武汉第一次旁听中央工作会议时还说：“我有异样的感觉。照旧是陈独秀当主席，列席者照旧是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不错还有谭平山、李立三，以及其他的人。但是，这些人的神气多么不同！独秀已经不是有威权的领袖了，不过是一个普通主席，一个人，中央委员会中的少数派。他的意见只有彭述之赞成，别人则一致反对他。别人‘一致’得太奇怪了。后来，回上海，袁昌颐才告诉我，那时一切重要会议以前，平山、秋白、国焘三人都先商议过的。他常住在他们三人常会面的屋子，但是这三人回避他，说话不让他在旁。”[2]上述张国焘大骂陈独秀而陈不敢回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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