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1月，“经过详细讨论与辩难之后”，十分勉强地做出了接受国际决议的决定。“辩难”二字，说明通过这个决定，是经过了激烈的斗争的。不仅如此，决定还异乎寻常地提出：“不必俟第五次全国大会之讨论，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据（国际）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又指示各地党组织，在讨论和执行国际提案时，“不在乎盲目的一致接受，而是要全党同志都能懂得此提案的全部意义。与其由盲目一致而到实际不一致，不如由意见不一致而得到实际一致！”[18]
但是，革命局势的发展不出陈独秀所料，危机随着北伐的胜利更加明朗化了。2月，由于蒋介石在南昌开始公开反共，3月3日，莫斯科又把国际执委会七大决议进一步具体化，并令中共立即对“政策和工作制度作必要的改变”。斯大林这天签署了联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九条决定，其主要内容是：（1）改造国民党。“吸收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在这一基础上实行排挤国民党右派的方针。从政治上使他们声誉扫地并有步骤地自下而上地撤销他们担任的领导职务”。（2）改造军队。“必须坚决加强提拔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担任军队、军校、重要军事技术等部门干部职务工作”；“必须坚持把军队从个别军阀的雇佣军变为革命政府的、联系群众的常备军的方针；实行掌握军队中重要职位的政策”；“必须加强军队中共产党支部的工作”，“凡是没有支部、能够建立支部的地方都应建立支部”[19]。
这个“三三”决定，似乎摸到了中国革命危机的症结所在，即由于推行莫斯科的错误路线，党政军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实际上是联共和共产国际“九二八”指示，不让共产党掌握领导权），现在，一下子要共产党改造国民党党政军领导机关，夺取领导权，无疑是水中捞月。况且连国际执委七大决议都承认：“自广州政府建立以来，实际权力掌握在国民党右派手中。”掌握军队的又都是新军阀，岂能让共产党来夺权。所以，他们用屠杀和“礼送出境”的办法，驱逐那些不听话的共产党人，虽然他们有些当了军“政治部主任”等，只能做军事长官的帮手和苦力，如瞿秋白所说“政治部是姨太太”。[20]
国际执委会七大决议和“三三”决定另一个致命弱点是，必须通过武汉国民党政府来执行。特别是“四一二”之后，斯大林用汪精卫代替蒋介石作为依靠对象，称武汉成了“革命中心”，国民党成了“没有右派分子的革命的国民党”，“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根本不符。于是，国际新路线还来不及贯彻，形势就急剧恶化，发生了上海和广州等地的反共政变。武汉地区内部也不断发生军官叛乱的事件。
对此，罗易等人不敢追究莫斯科的错误和责任，却把责任推到陈独秀党中央身上，又向莫斯科告状说：“机会主义的和极左的错误根本不是来源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而是来源于俄国反对派在中国的思想上追随者——右倾的彼得罗夫（即彭述之——引者）和布哈罗夫（即罗亦农——引者）、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及庇护他们这些人的维（即维经斯基——引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没有很好理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新提纲”，“仍旧受到自己的旧政策的束缚，无法执行时局所要求的新政策”。[21]甚至说：“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执行了唯一正确的路线，但反对派的中国信徒破坏这条路线”，陈独秀为首的中央“经过战斗”才最终“理解了决议”，“但把它压了一个多月时间（到3月初）。并说他们在关键的几个问题上“持保留意见”：拒绝参加政府和国民党机构；不同意让工人大批地加入国民党，也就是隐蔽地退出国民党；借口广州军队是军阀军队，不同意争取军队；认为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思想是与国民党所赞成的上海国民代表大会相对立；等等。[22]
从罗易的这封告状信中，可以看出，陈独秀内心深处还是坚持“国民革命”的理论和“退出国民党”的方针。
在中共五大上处处挨批
于是，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举行。结果是剪不断，理还乱，使中共更加陷于混乱，最终导致革命失败。大会仍由陈独秀任执行主席，并代表中共中央做两年来工作报告。报告检讨了以他为首的党中央过去反对孙中山北上、主张退出国民党、没有积极地坚决地帮助北伐，以及上海暴动时没有估计到敌人的力量，马上想在上海实现民主专政等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表现了一个领导人勇于承认错误，不搞文过饰非的磊落态度。在中共党史上，党的第一把手，在代表大会上能做这样的自我批评，是极为罕见的。其实在这个检讨中，由于国际的压力和党内的不明真相，也有不少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之言。例如：谈到三二○事件时，他说：“党的意见是，当时不仅有戴季陶主义思想，不仅有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而且在他们后面还有整个资产阶级。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因此党中央坚决主张采取退却—让步的策略。这就是说，我们允许资产阶级力量留在联合战线里。我的意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也还没有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镇压。因此，我认为党中央的策略是正确的。”前述国际绝密档案表明，这些想法、意见和措施，都不是陈独秀的，而是处理事件的布勃诺夫为首的苏联考察团及鲍罗廷的。因为陈当时被迫同意了这个退让方针，所以，他必须为它辩护，否则就是“反国际”了，而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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