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维经斯基等国际代表多次向莫斯科呼吁，要求武装工农，特别“在农村，很难说究竟有什么样的武装力量”，要求莫斯科提供武器或购买武器的经费。[40]但莫斯科始终不予理睬。如前所述，在国际代表一再要求下，莫斯科原拟答应拨款10万卢布，但因反对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临时取消了这批拨款。只是在3月22日上海暴动取得胜利后，24日举行的联共政治局会议才做出一个事后追认的决定，致电鲍罗廷并转国民政府：
建议颁布关于根据工会的倡议在工业中心城市建立为数极少的工人纠察队的法令。首先在上海建立。[41]
这说明，在莫斯科看来，中共在上海接连三次武装暴动和武汉收回英租界时建立的工人纠察队是非法的，现在被迫承认，也用“为数极少”来限制它。
莫斯科为什么如此害怕工农武装呢？主要是害怕中共的武装会吓跑国民党资产阶级，破坏统一战线，此外，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即认为只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和正规战争才能战胜北洋军。在国民党军队纷纷叛变时，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还公开宣称：“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42]
但是，5月30日的“紧急指示”，却突然要中共组建由共产党员和工农组成的7万人的“可靠部队”来代替用斯大林的话说“不可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的“现在的军队”，显然十分荒唐。
6月3日和6日，斯大林联共中央政治局，又两次致电鲍罗廷等，同时也带上了陈独秀中共中央，强调“任何阻止土地革命的行为都是犯罪”，并点名武汉的张发奎部队，可以视为“可靠的部队调作武汉的后备队，赶紧补充工人和农民，或把它们作为主要支柱留在武汉，或令其向南京蒋介石的后方推进，或利用它们去解放广州”。[43]这就是后来大革命失败时，造成工农武装涌进张发奎部队和南昌起义时打“国民党”的旗号，拥护张发奎，向广州发展，最后又遭失败的最早的最高指示。这种“遥控”，而且具体，害得中共增加多少失败和牺牲。
鲍罗廷、罗易等，对联共最高当局的这个紧急指示，自然不敢怠慢，催促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7日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落实。
在会议上，陈独秀大胆、直率批评“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并逐条分析批驳了“紧急指示”：（1）关于土地革命，陈认为“长沙的政变不只是反对土地革命，而且也是由过火行为引起的”；“没有过火行为，反动派的统一战线不会这么容易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谈及土地问题”。（2）关于改组国民党领导机构，陈指出：“国民党的领导机构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如果像莫斯科希望的那样撤换老领导人，那么国民党就会变成工农党。”（3）关于组建工农新军，陈认为“当然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难”，因为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我们必须要“同军阀进行接触”，“进行谈判”。在“我们不能同这些将领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4）关于组建革命法庭，陈认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因此，陈独秀的结论是：“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44]
这是陈独秀主持中共以来第一次明确抵制莫斯科指示。
陈独秀的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问题的关键是两个：一是由于受到工农运动的冲击，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控制在反对工农运动以至反共的军阀、政客手中，想通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贯彻紧急指示，等于让他们自己打倒自己，无异于痴人说梦；二是如果让共产党依靠工农的力量去执行，实质就是让共产党去打倒国民党，但是，由于北伐以来国民党新军阀获得大量的军事援助和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共产党一直受到莫斯科和国民党的压制，国共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没有成功的可能。
这种情况，在中国的每一个中共领导人和苏联、共产国际代表都十分清楚。只有远在莫斯科的领导人不清楚。所以他们才凭主观想象和苏俄革命的经验，发来这种形左实右、矛盾百出、无法执行的指示。在这次会议和以后几次国际代表与中共中央的联席会议上，陈独秀一直坚持上述态度，甚至说：“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45]鲍罗廷也明确说：“我们不同意这些电报的方针”，甚至“反对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认为若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共产党人应该反对国民政府，而这必然会导致十分危险的武装起义”。周恩来则担心莫斯科出尔反尔：“在上海我们收到了莫斯科关于建立民主政府的指示。后来当我们这样做了时，他们却对我们说，这是不对的。莫斯科经常这样做，应当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么办。”瞿秋白口头上“完全同意”莫斯科指示，但也“回避明确提出问题”。[46]
只有罗易一人认为可以执行“紧急指示”，他只是认为莫斯科的指示“有点晚了”，必须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即撤换鲍罗廷和陈独秀，才可能“挽回局面”。正如他在6月5日和17日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所说：“现在的危机是鲍罗廷过去实行的政策造成的”，甚至说：“共产党领导的令人可悲的状况是近四年来实行错误政策的结果”；而“鲍不同意你们的指示，并且公然对抗这些指示”，还对罗易进行封锁：“莫斯科的电报，除了我坚决要求给我一些摘录外，都没有给我看”；“我没有钱，甚至党的预算也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引者），我控制不了”。但是，鲍罗廷恰恰因为执行“过去的政策”的成功，在前一年北伐高潮中，获得了斯大林颁发的红旗勋章，深得联共中央的信任。所以，罗易不敢明说撤换鲍罗廷，只说：“所有俄国的负责同志都认为局势危险，并反对鲍的政策。情况不正常。一个人无视最高领导机构的指示，而所有其他负责同志都不能监督他……鲍应当服从党的命令。”而对陈独秀则完全不一样了，罗易用严厉的口吻说：“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领导机构。这里必须创造条件使你们的指示得到有力贯彻。”[47]然而，即使从罗易自己汇报的情况来看，造成革命危机“主犯”是鲍，陈不过是“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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