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再次表现了陈独秀、瞿秋白等这帮人书生气的可笑与窝囊。不管是中共退出国民党，或是退出国民政府，决定权都不在中共中央手中，而在莫斯科手中，最后又取决于国民党。莫斯科已经指示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中共如何抗拒！汪精卫国民党若像蒋介石决心分共，哪由你不退出国民党！所以，结果是先服从莫斯科退出国民政府，后被汪精卫赶出国民党。
还有一个可笑的是讨论攻克郑州后北伐战争的去向问题。鲍罗廷、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主张东征蒋介石；罗易、谭平山主张南伐广东李济深；蔡和森主张先解决两湖问题，认为：“两湖反革命大暴动不解决，而高唱东征、南伐，只是一句空话！”然而军事决定权根本不在他们手中，而在即将反共反苏的军事将领手中。
6月23日，陈独秀召集李立三、蔡和森、张国焘举行中央常务会，讨论通过了蔡和森提出、吸收了陈独秀和李立三的意见起草的《提高反帝运动通告》，并以中共中央秘书厅名义发出《致上海区委的信》：加强反帝运动以刺激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然后“在抵抗武装干涉的反帝高潮之下来猛烈的实行土地革命”。[62]真是煞费苦心，想曲线救革命，贯彻莫斯科的紧急指示。
但是，这个通告和信发出后，蔡和森又“自己感觉不正确”——“显然表示一种没有出路的冒险主义拼命主义的精神”，于是又提议政治局全体委员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复议。但是，陈独秀两次召集扩大会议，均遭抵制，“二次都只有独秀、和森二人出席”。可见，陈独秀此时的威信，已是何等的低下。陈本人倒是坦然地说：“反帝运动是我们的经常工作，何必再三讨论。”在蔡和森的坚持下，28日在政治局会议讨论此问题时，还未离华的罗易（中共还不知道莫斯科调离罗的指示）严厉批评致上海的信“非常危险”，是“要用反帝斗争取代阶级斗争”；“这不是领导无产阶级去争取胜利，而是去遭受屠杀”。但当会议决定否决这封信时，秘书厅说信已经发出。
其实，这封信发出不发出，都毫无意义。因为这信发出后的第三天，即6月26日，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调到上海重整被“四一二”破坏的党组织，成立以他为书记的中共江苏省委时，与组织部长郭伯和、宣传部长韩步先一起被捕，由于韩的叛变，陈、郭身份暴露。陈在狱中给汪孟邹写了一封信。汪立即到南京请胡适设法营救。胡表示“我一定营救他”。但与陈独秀同样书生气十足的胡适，却把信交给了吴稚晖。这位对共产党和陈氏父子恨透了的吴稚晖立即报告蒋介石（一说密报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并说延年比其父亲陈独秀还可恶，催促迅即将其处决。
7月4日，陈延年、郭伯和被杀害。接替陈延年任代理书记的赵世炎，也在7月2日被捕，19日被杀害。对于中共来说，像陈延年、赵世炎这样的干部，是当时在第一线战斗的最优秀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共损失巨大。
第一线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不断地流血牺牲，中共中央、联共及国际代表则越加分裂。罗易走后，鲍罗廷虽然是罗易冒失行动的第一个牺牲品——6月17日被武汉国民党中央解除顾问职务——但他在汉口的住宅还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于是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经常开会的场所。鲍借此经常发泄对罗易和其他国际代表的不满。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鲍又发表长篇演说：“我的每一政策至少要比罗易十倍以上的革命”；中国“在客观上无产阶级本有取得领导权的可能……可是我们主观的力量没有成熟，我们不能领导农民（是地痞领导的），我们不能真正领导工人，我们不能组织广大的失业军，所以我们不能取得领导权”；“斯大林主张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对的，可是斯大林他所接受于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前是国际主席）的遗产太坏了。以季诺维也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于实行”。[63]
这里，鲍罗廷也在文过饰非，并保护斯大林，实际季诺维也夫任国际主席时，斯大林的政策与国际政策是一致的。鲍罗廷也是积极执行了的。不过鲍的这些话却道出了国际执委七大前莫斯科在中国政策的要害：“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
陈独秀在鲍罗廷与罗易之间左右为难，同时，为了执行退出国民政府的指示，又在国际代表和中共党内以瞿秋白等为代表的激进派之间受尽了隔板气，在国民党与革命群众之间受尽隔板气。但是，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只要他在任一天，就要奋斗一天。
6月4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名义，致函国民党中央，提出削平湖南反革命的“六项要求”：立即下令，由唐生智派兵讨灭长沙叛乱；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等。[64]14日，陈又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农民部的名义发出通告，指出：“分地运动是贫农要求解决生计问题的迫切表现，其起源则在减租减息的运动，但我们党不能放任他们自由做去。分地虽然是必不可免的阶段，但在将来革命已有新的发展已与小资产阶级建立了巩固的联合战线时，可由没收而均分，然后再走上土地国有的道路……至于现时的联合战线，还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真正联合战线，国民政府及其军官之中还包含有中等地主，甚而至于大地主的少数分子在内。现在减租减税的运动和解决一部分贫农的生计问题，都是将来解决土地问题之准备而已”；“乡村中之联合战线，当以贫农为中心。领导中农富农并吸收小商人手工业者。同时，对小地主革命军官让步。农民协会对这些同盟者的利益亦须尽量拥护。领导他们向大地主土豪劣绅斗争”，这样才不会“使他们站在反革命的方面去”；至于农民内部，应注意会党问题，“农协中不应用任何方法、任何形式排拒会党”，但不能放任他们永久留在封建式的领袖之下，更不能放任他们游民式的思想和政策，反而来指导农协的运动”。[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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