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后（1996年），俄罗斯和德国学者在联合编辑新公开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这批档案时，也指出斯大林这样批评陈独秀中共中央是“不公正的”，“这表明他是把莫斯科方针遭到失败的罪责推到中共身上的首倡者之一”。[76]
综上所述，陈独秀在大革命中，在联共和共产国际准备的全部条件下，被迫进行了对中共与革命的领导工作，但是又被迫接受联共与国际的领导。最后成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替罪羊，是因为他没有实行把中国变成亲苏的“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国家。具体来说，他没有执行毫无可能的、莫斯科最后的“紧急指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完全是联共针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党派斗争的产物，完全是错误的。实际上，在“紧急指示”以前，陈独秀被迫领导的革命工作，许多应该重新检讨。例如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暴动，从当时中国社会状况来说，根本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领导的“上海市民政权”的条件，所以必然失败。这是造化弄人，让一个具有救国救民之心的知识分子，由奋斗走向无奈。
陈独秀自身的弱点
如上所述，陈独秀在1926～1927年的大革命高潮中，处境十分窝囊：在国苏合作面前，没有一点他办《新青年》时期提倡的“独立自主的人格，平等自由的权利”。只能当苦力，处处听从于共产国际，对国民党让步，委曲求全，放弃自己的独立主张，牺牲党的利益，最后导致惨烈的失败。
与1946～1949年成熟时期的共产党相比，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无论在主观上或客观上，这样的失败有其必然性。因为这个时期的共产党尚属幼年时期，太弱小、太幼稚，只能做配角和助手，还不能起支配作用，而只能被支配；就是说，不具备与国民党、北洋军阀较量的力量，也不具备对抗共产国际（实为苏联）的条件，不能左右革命的全局及其发展趋势。
这是那个时代的局限！
因此，以“成败论英雄”来追究陈独秀，要他对大革命失败负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不过，对陈独秀个人来说，的确也暴露了他的一些弱点。在大革命高潮时期的两年表现，不仅与他在国共合作初期坚持党的独立性与争取革命领导权而坚决斗争的态度不同，更与《新青年》和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根本不同。那时的他，可以说是天马行空，特立独行，而且是想他人所不曾想，言他人所不敢言，针砭时弊，振聋发聩，更有“不容他人所匡正”的霸气，从而奠定了他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的地位。
直到1921年9月，他随包惠僧从广东回到上海主持共产党中央工作时，他还强调中国革命要靠我们自己来进行，不要苏俄的钱，要了人家的钱，就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但是，随着他在家中被捕，得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大力营救；再加上第二年，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作为其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国际指示）之后，陈独秀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对这种情况，有人根据陈独秀性格，认为他本来可以有多种选择，如像早期革命时期因对同盟会的纲领、组织状况、斗争方式等有看法而不参加同盟会及其后的国民党那样，早在1922年全党都反对党内合作时或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时，因国际不同意自己“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大革命中，他曾7次提出这个主张），就应该辞职，而不应该拖到1927年7月革命实际已经失败时才辞职；或者在1927年4月初，上海“三暴”成功时，就把工人纠察队转移到农村保护起来……
但是，历史不承认假设！实际情况正如他在1929年被党开除后写的《告全党同志书》长文中承认的，每当出现违背他意愿的状况时，由于“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所以屡次“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认识不彻底。”说明他一生中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理论的缺失。他虽然有不少闪光的思想，深远的预言，振聋发聩的主张，是一个出色的思想家，但是，他没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因而坚定不移的理论基础。所以，他不能在关键时刻战胜对方的说教，有时还往往以对方的说教为是，来说服自己迁就对方。这是他“认识不彻底”的根本原因。他自己没有理论，于是他先是信仰法兰西民主主义，再是信仰列宁斯大林主义，最后又信仰托洛茨基主义，常常被牵着鼻子走。
“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说明他除了理论弱点之外，还有性格上的软弱，有时感情用事，不分是非，兼容善恶。如他在《自传》中承认的，受母亲的影响，他对明知是错的事，却由于某种原因（如感情用事、感激马林营救、喜欢或厌恶某个人等）或形格势禁（个人难以抗拒的力量），而不得不顺从。这表明他原来看似正确的立场和原则，是不坚定的。因此就放弃了，而接受了在他重新认识认为是正确的别人的主张。当事后证明别人的主张是错误的时候，他又反悔。这使他后来更坚决地坚持自己的认识，结果由于他理论上的弱点，信仰托洛茨基主义，迷途而不知返，离开了中国革命的主航道，造成悲剧的下场。
所以，在大革命中，把错误的责任主要归咎于共产国际是正确的，但陈独秀也不是完全违心地执行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在某些问题、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认为其正确的指示而执行的。如在第三次上海工人暴动胜利后放弃反蒋斗争，起草《汪陈宣言》等。又如北伐胜利初期，当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主持的武汉国民政府看到蒋介石独裁倾向，提出“迎汪抑蒋”“以唐制蒋”时，陈独秀却主张“蒋汪合作”，于是被蒋利用，促陈抵制武汉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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