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在汉口举行。在当地的中央委员都被邀请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也是中央委员，人也在汉口，可是李立三说：“临时的中央还主张他加入，国际代表非常反对。”[5]不知是罗明纳兹和中共中央为了避免矛盾（大家了解陈的叛逆性格，若把大革命失败责任全推在陈一人身上，他必抗辩，临时中央的成员也难以面对），抑或其他原因。总之，八七会议在处理党内犯错误干部问题上，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如以下周恩来、毛泽东所说：
“八七”会议的主要缺点是：一、“八七”会议把机会主义骂得痛快淋漓，指出了要以起义来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但到底怎样具体办，没有明确地指出，以作为全党的方向；二、“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6]
毛泽东也说，这样的“斗争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不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7]。
大会通过的主要文件是《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这个文件由罗明纳兹起草，瞿秋白翻译，主要内容是两项：一是批判中共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成立瞿秋白、李维汉等七人临时中央政治局，陈独秀实际被撤职。但是，无论在政治上或组织上，文字上或口头上，都未点陈独秀的名。在这一点上，显然是中国的同志进行了广泛的抵制，因为，按照苏共的做法，如此严厉的处置，不仅要点名，还要明确做出撤职的决定。这至少说明，当时陈独秀在党内还有相当的威望，并且人们对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归罪于陈一人不满，甚至表面上忠实于莫斯科而代替陈、实际上成了中共第一把手的瞿秋白，在内心深处，也充满着矛盾。据郑超麟说，约一个月后，党中央迁到上海。“此时反陈独秀的空气落下来了。过去其实并没有明白反对陈独秀的文件，只有空泛反对‘机会主义’。八七会议议决案未曾提起陈独秀姓名。下层同志也许莫名其妙，但与中央工作接近的人都明白：武汉失败责任不能归独秀一人担负的。独秀退出领导机关，完全出于国际命令。秋白到了上海后，自己也是这般相信，至少表面装做这般相信。他一到上海，二三日内，即去访问独秀，态度又是很恭敬的。”[8]
陈独秀是一个既坚持原则，又能照顾大局的人。他对于未被邀请参加八七会议，并不计较，但对革命失败责任全由他一人承担，并到莫斯科去接受惩罚，坚决不答应。会后，瞿秋白和李维汉一起，到陈独秀住处，告诉他关于八七会议的情况，并劝他接受国际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他坚决不去，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9]
陈拒绝到莫斯科去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想摆脱国际，自己独立思考，探索革命的新出路。
9月10日，在请汪原放向上海的汪孟邹探明上海租界相对比较安全的情况下，陈独秀与黄文容（阶然）、汪原放、陈啸青（亚东图书馆职员）在武汉秘密登船，前往上海。晚上到九江，正值中秋之夜，后半夜甲板上人少了，陈独秀出来凭栏赏了一会儿江月。一路上，一个挥之不去的想法，总在他头脑中萦绕，不时沉吟道：“中国的革命，总要中国人自己领导！”[10]
这个思想其实早在1920年、1921年建党时就有了，是他的本色思想，为此还与马林吵过一架，“不要共产国际领导”。后来被迫接受了，他还是不忘中国人自己探索革命理论和道路的念头。为此大约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把党内领导人所写的探索革命的重要文章，以《中国革命论文集》为书名，以“中国革命之性质”“帝国主义侵略下之中国”“中国革命过去之经验”“中国革命中之国民党”“军阀制度与联省自治”“革命与不合作”“劳动运动”7个总目，编辑了34篇文章，以“新青年社”的名义，出了一本小册子，供党内阅读研究。其中“陈独秀”有15篇。笔者1998年访问日本时，有幸在丰桥市的爱知大学霞山会馆文库，见到了这本珍贵的小册子。其中“屈维它”是瞿秋白的笔名，“孙译”即马林，各收了一篇。
《中国革命论文集》封面及目录
后来，笔者又在中央编译局见到这本小册子的广告词，其中说道：“中国革命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要完成中国革命，要使中国革命走上正确道路，而不至有已发展的革命运动走入军阀勾结帝国主义之新式统治的危险，必须拿最革命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中国革命各方面的问题，以求得明了的观念。这部书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之结晶品。”从广告词上看到，这本小册子，后来由上海华兴出版社出版，[11]但在国内没有发现原书。
大革命失败后的陈独秀，虽然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文过饰非的打击，思想上并未消极，抱着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经验之目的，勤于思索，他也不计较个人恩怨，把反对或批判过他的人，都视为同志，一视同仁，不过是在共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产生一些分歧而已。他从大局出发，在八七会议后不久，先是在武汉，然后到上海，多次向临时中央贡献自己思考的意见，其主要精神是认为革命已经进入低潮，策略应该是退守和防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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