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估计是否成立，暂且不说，但却说明，应当请陈独秀去的时候不请，实际撤销陈独秀总书记职务后，几次三番邀请他，其用心何在令人怀疑。
不过，陈独秀1928年5月拒绝参加六大时诚恳地表示，他不再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也不为自己辩护，更不出面批评别人；可如往常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27]据张国焘回忆，当时，张曾多次拜访陈独秀，鉴于瞿秋白“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张曾提议另组“工农党”，以摆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领导。陈一度“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又考虑到这毕竟是分裂党的严重行动，困难多多，后因瞿秋白路线结束，中央又准备召开六大，于是作罢。他预料“第六次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这种明显的盲动错误”，[28]所以对六大寄予极大的希望，希望它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当时有一批陈独秀领导党中央时期的骨干，对共产国际和新中央处理陈独秀不满，私下串联成一个派别，自称“陈独秀派”，并仍拥护陈为他们的领袖，鼓动陈也参加，为恢复往日的地位而奋斗。但是，一向光明磊落的陈独秀不参加，也不支持他们的活动，但也不阻止，表明了他对中共六大的期待。因为这些干部分散在各地任职，陈独秀又是这种态度，因此他们没有什么活动。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检讨了大革命时期和瞿秋白时期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仅批评了陈独秀，也批评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等。当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是不会做自我批评的。大会再次确认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民主革命的纲领。从这个意义上说，六大的确成了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是，由于“左”倾的基因未除，被几位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假象所迷惑，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自相矛盾地宣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动力，现在只是中国底无产阶级和农民”；“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于是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革命底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而且无产阶级底领导权，又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就建立起来，所以，这就可以开辟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道路，使它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29]这就为以后发生更严重的“左”倾错误路线，埋下了根子。
关于陈独秀问题，中共六大及其后紧接着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7月15日至9月1日），发生两个插曲。一是对陈独秀有亲切友谊而为人正派的王若飞，在对于大革命时期“右倾”错误的责任问题上，不同意有些人搞文过饰非，把错误全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的做法，认为应该党中央集体负责。他在大会发言时，批评了陈独秀领导的错误，也批评了瞿秋白的错误；同时，对他自己在担任中央秘书长期间的工作也做了自我批评。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他还提名陈独秀为候选人。这实际上是在向斯大林为首的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挑战，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的。这场斗争的复杂与激烈，充分反映在瞿秋白所做的总结报告中：
讲到机会主义的责任问题——陈独秀的问题。大家提及了这个问题，使我不得不来说一说。是否责任由他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负一点。这是法律的观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他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是伟大的。在武汉他有机会主义的政策，妨害了甚至于出卖了工人阶级，这是不错；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现在，只说他个人做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30]
显然，瞿秋白的这段话，基本上是同情陈独秀的，但是又不得不照顾到控制大会的共产国际及其主席布哈林的面子。所以讲得很“累”：他一方面说“在法律的观点”上来说，陈独秀“应负一点”，“在政治意义上，是他要负责的”。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一方面，他批评陈“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甚至说“在武汉他有机会主义的政策，妨害了甚至于出卖了工人阶级”。另一方面，他又说陈“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是伟大的”，还扯出与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瞿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曾与鲍罗廷、维经斯基和罗易关系密切，自然知道陈独秀的错误是与共产国际斯大林有关的，但是，他又不得不避开这个“地雷”。
第二个插曲是，在共产国际六大上，被流放在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向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个名为《共产国际纲领——对根本原则的批判》的文件，并要求在大会上散发和恢复其党籍。这个文件是批判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共产国际六大搞的《共产国际纲领》的。文件分三个部分：（1）“世界革命的纲领，还是一国革命的纲领”：以托洛茨基发明的“不断革命论”，批判斯大林的“民族改良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纲领。（2）“帝国主义时期的战略和策略”：详细论述了共产国际历次大会的错误策略，和在这个策略指导下，各国革命失败的教训。（3）“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把中国大革命及其后一系列武装暴动的失败，作为批判斯大林的重磅炸弹，全面总结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的错误。斯大林只在大会上印发了这个文件的（1）、（3）部分，并严格规定：阅后收回，不准带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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