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陈独秀还是在当前革命口号和下次革命性质问题上，不能完全接受其他人对洛托茨基有关论述的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陈独秀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在过去‘无产者社’开始组织时，关于引起下次革命之因素的，是民主的要求还是社会主义的要求，曾有个剧烈的争论，而最大多数的意见都认为是后者。叛徒马玉夫和已经脱离革命的蔡振德，以及其他的人们，都曾经认为将来的中国革命性质既然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民主主义的，仿佛一沾染民主主义，便有点机会主义的嫌疑；马玉夫并且认为中国在经济上也已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任曙现在还有这样的见解），反对分析将来的革命性质专从政治斗争出发；这样的意见，在过去‘无产者社’中也曾经过好几次争论，才渐渐在表面上消灭下去……（但）始终并未得到很明确的解决。”[6]
就这样，经过约三四个月的学习和讨论，陈独秀在基本上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但有些保留的思想状态下，正式转变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并且很快被拥戴为中共党内反对派即托派的领袖。于是，他打破了一年多的沉默，在8月5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贡献“一年来慎重考察的结论”。他以他能接受的托洛茨基观点，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对于中国革命的意见，抨击八七会议和六大以来的共产国际指导中共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官僚集权制”等，并要求“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企图挑起全党性的大争论，表现出托派路线战胜共产国际路线的强烈信心。
其一，关于1925～1927年革命失败的根由。陈独秀认为是“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之错误的观察，遂至不自觉的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势力，造成了革命失败资产阶级胜利之前提”。陈认为这决定了“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的”。这是他对于托洛茨基所持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只有反动性”观点的理解。
其二，关于当前形势与策略。陈独秀严厉批评中央不承认革命失败、低潮的形势和退守的策略，继续执行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错误路线。他指出：中共在八七会议以后，反对所谓“机会主义”，“并未曾指出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真正根由；更未看清实际情形，勇敢的承认革命之失败及资产阶级之胜利这些既成事实”；广州暴动失败后“应该马上取很好的退守政策……积聚我们的力量，以图革命之再起”。但是中央“反而是在主观上肯定革命潮还正在一直高涨，因此取了直接进攻政策，直到六次大会前尚在进行湘鄂赣三省总暴动”；现在中央的政策错误，“一点也没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未曾改正，向右的机会主义（指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及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政策——引者）根本上也同时存在”；“盲动主义者碰着不动的阻碍，自然要发生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惟恐其命令不通行，自然要抹杀党内德谟克拉西”。
陈独秀的以上批评是正确的，而根子还在共产国际那里。在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给莫斯科的一封信中，充分反映了他们运用“纪念日拜物教”理念，如何指导中共每逢纪念日必须发动革命群众运动的情况：“5月30日是1925年上海罢工的第四个周年日。这是个很大的事件。所以大家不无道理地认为，这一天不可能平静地过去……所以我们代表团还在4月份就讨论了五一和5月份周年日（5月4日、1914年5月9日[7]、1928年5月[8]等）”；“但是我们清楚，党做不到纪念所有这些周年日”。于是“我们代表团建议中国同志着手为5月30日游行做准备。中国同志赞同这个建议，但向我们描绘了党的状况，说很糟糕，并告诫说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我们还是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帮助同志们。在联席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由政治局一名代表、上海省委（应该是“江苏省委”之误——引者）一名代表和七八个工厂支部各一名代表组成的为5月30日做准备的党的上海委员会……决定由政治局作出举行示威游行的决定，并要把这个决定传达到基层组织，以便正确地贯彻执行”。
然后，这封信讲述了此次运动的情况：“5月30日行动是由合法的委员会领导的。同志们做了很好的党内动员。印发了约70万份各种传单、1万份我们合法的报纸。多数工厂举行了以5月30日为题的集会。5月30日行动完全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针对国民党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党把这次行动同工人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了。我们只不过是领导这次行动来反对所有其他组织。约有3万人参加了游行”；并教工人“怎样捣毁电车、汽车、报馆等”；“游行者同宪兵进行了短暂的搏斗之后，有人喊出了‘打倒国民党！’、‘大家去捣毁国民党党部’的口号，结果捣毁了两个国民党报馆”。[9]
从这份绝密档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左”倾错误到什么程度！这哪里是什么“群众运动”，分明是“运动群众”。
第一，明明中共领导知道当时“党的状况很糟糕”，无力发动这样的运动，可是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了向莫斯科交账，硬是勉强中共中央做了。即使基层组织抵制，也要执行。信中在谈到他们强迫中共中央做出游行示威决议时指出：“如果这些组织以为，政治局的建议不错，那就会得到执行。换句话说，否则党就要不断地举行代表大会。我们决定试一试，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而当基层组织采取措施尽量避免损失时，还要受到批评。信中说：中共“政治局对结果并不满意，有意对一些支部进行严厉批评。我们劝同志们不要这样做。不能在一开始领导群众性游行就进行严厉批评，因为这样做会使党的基层组织受到惊吓。当然，糟糕的是我们在街上向游行者发表演讲的同志，看见警察和（拿着棍棒到处打人的）印度人（指租界里的警察——引者）时就惊呆了。能严厉批评这位同志犯右倾，犯机会主义和合法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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