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中国工人，生活十分贫困，绝大多数是文盲，虽然少部分人经过大革命的洗礼，有一些要求解放的觉悟，但也不懂得理论，更不知道如何争取解放。过去的革命，牺牲了许多人，错误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现在，原来的陈独秀等革命领导人，说找到了新的出路，他们就怀着朴素的热情，进入了托陈派小组织。他们并不关心也不懂得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什么是机会主义，主要靠陈独秀这位老“总书记”的个人影响，但是，共产党组织毕竟还在，托陈派的影响总是有限，因此只拉过来一些支部和党员。
绸厂工人支部书记杜培之，江苏盐城人，也受马玉夫拉拢转向托派后把整个支部拉了过来，杜并作为工人代表，被吸收进托陈派小组织的领导成员。
在外地来沪的党团员中活动的彭述之和汪泽楷，也小有成绩，拉过来几个人；甚至通过马任之，把影响较大的沪滨书店也争取了过来，使该店成为他们的一个活动据点。马任之原名马轼材，湖南宝庆人，与彭述之是小同乡。这个人的经历很复杂，带有传奇色彩。大革命时，他加入共产党，随北伐军到福州，领导那里的左派国民党工作。“四一二”后福州也很快反共，他逃到武汉；“七一五”分共时被捕。1928年出狱后到上海，受党组织的委托，办了沪滨书店。实际上是一个党的工作机关，他任经理，杨献珍为编辑。彭述之利用小同乡的关系，首先把马任之拉过来，当运动杨献珍时，遭到了拒绝，此后，沪滨书店就全由马任之控制，成为托陈派的一个支部，出版过一些托派分子写的书。
此外，其他托派成员也都利用自己的关系，积极在有关人员中做争取工作。如郑超麟在印刷工人和铁路工人的干部中，建立了一些关系。他的妻子刘静贞是云南人，因此在驻上海的云南同志中进行活动。
但是，总的来说，这时的托派多数是知识分子，相对而言，主要在知识分子中工作，在工农中没有什么基础。
中共中央很快获知归国留学生托派带回来的托洛茨基文件在党内产生的影响，知道陈独秀他们如上所述，一面进行小组织派别活动，一面，除了陈独秀向党中央写“八五”信，系统阐述他们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之外，同时与党的各层领导，进行辩论。陈独秀与总书记向忠发、组织部长周恩来辩论，对向、周坚持“此时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配城市”的观点，认为陈独秀他们在目前形势下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和反对农村武装割据的言行是“取消主义”的表现。
中共受斯大林党的影响，既不允许反对中央的路线，更不允许党内任何派别活动。早在1929年6月，即陈独秀等接触托派文件之初，中共中央就很快发现，并在六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会议通过的文件中指出：“国际上之托洛茨基反对派，最近在中国党内已经开始有了活动”，“这一点值得整个党之严重的注意。全会并不夸大反对派目前在中国之政治上与组织上的作用，只是在党内政治水平低微与党历史纠纷尚有残余的条件之下，反对派在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的党员中，可以有他暂时发展的机会”。文件批判了反对派“理论上反对布尔塞维克的路线”，组织上“分裂党、分裂共产国际而走向反革命道路的罪状”，“客观上定会走向一切反动势力的收买与指导之下作为破坏中国共产党破坏中国革命的工具。因此，中共必须坚决的向全党指出这个前途，并坚决的与之斗争”。[27]可见，中共一开始就采取了与联共中央一致的明确果断的态度和措施，把陈独秀等人的活动，当作“反革命”对待，也没有讨论和调和的余地。这一点是完全出乎企图在党内进行反对派活动的托洛茨基、陈独秀们的意料的。
几乎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方面，也发出了托派在中国活动危险的警告，指示中共克服这个“危险”。国际东方部副主任米夫在6月7日给他们在海参崴的远东局的信中说：“今天收到了在上海出版的托派机关刊物《我们的话》的译本。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托派把工作集中在共产党人中间，在共产党内部有隐蔽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做瓦解工作，并将党的全部文件转给托洛茨基分子。在中国大学（即莫斯科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引者）截获了这个刊物（是通过海参崴寄来的），这证明托派建立了某种联系。据我们所知，除了上海，他们在香港还有巩固的基地。请速告，为克服托洛茨基主义危险，党在做什么工作。”[28]
为此，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四十四号通告《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指出中央发现反对派“在党内与党外有他的秘密组织，有他的秘密出版物”。通告称：“我们与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的，主要的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并把托洛茨基主要错误归纳如下：“不承认一国范围之内如苏联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不承认赞助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要策略之一，不明白革命性质与动力的关系，于是乃形成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主张，无论在任何时地，他都主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要从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开始。故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党内反对派所特别重视的，也是从‘五卅’到现在，他们一贯主张中国无产阶级不应与民族资产阶级有一时的合作，应加入国民党，不承认国民党当时是革命各阶级的联盟，武汉时期应当建立苏维埃政权来与国民党对抗，现在则更不承认有地主阶级与土地革命的存在，不承认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尚未完成，认为现在中国革命已经死灭，故主张现时的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应没收中外资本家的大企业工厂，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从这个批判来看，中共中央对革命性质似乎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但在实际行动上，并非完全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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