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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498)

  于是就发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托派在战略上的极左与策略上的清醒,与中共的战略上的清醒与策略上的极左,争斗激烈。

  中共中央所以把托派视为“反革命”,主要是托派在组织上采取了“反对派”的立场,因此实行了最严厉的制裁。通告规定:各级党部“如果发现某一部分同志有反对派的思想宣传,有任何小组织的秘密活动,党除掉对于其思想给以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对于参加这一组织的分子,主要的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其自觉地向党声明退出这一组织,并承认其错误,如被劝告而无效,则党必须予以严重的制裁以至开除出党。”[29]

  8月28日,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代表约陈独秀谈话。在陈独秀看来,他们摆出一副傲慢的态度,“一切重要的政治问题都拒绝讨论,单纯的责备我不应该向中央发表不同的意见,坚决的说中央绝对不能容许把我的信(指8月5日的信——引者)公布出来;并且坚决的说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任何同志都不许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用这样的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用这样不合理论不合事实的借口来阻止中国党内政治问题所急需要的公开讨论……我只感觉真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所指摘国际领导机关在政治上组织上官僚化之一证。”[30]谈话不欢而散。显然,共产国际代表企图用权威压服陈独秀,殊不知这时的陈独秀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恢复了他“硬骨头”的本性,再加上新获得的理论武器——托洛茨基主义,就更加理直气壮了。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利用组织威权,向托陈派发起了全面的进攻。进攻的信号首先来自莫斯科。

  9月7日,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副主任米夫和库丘莫夫(东方部工作人员)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中就指示要催促中共中央反右倾、反托派和处理陈独秀:“春季我们收到了在上海出版的托派刊物(指《我们的话》——引者)。党对它的作出反应没有?无论如何不能让托派组织发展”;“建议(以中央决定的形式)陈独秀立即就党的策略问题作出表态。继续不明确态度的做法是不能允许的。必须要么争取使他在彻底承认错误和接受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实际参加党的工作,要么决定他的党籍问题”。[31]

  9月12日,中共中央派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召集(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和中央、(江苏)省委、区委各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解决彭述之、汪泽楷反对中央路线问题。彭述之三次发言,与恽代英辩论。他反对中央以“机会主义的大头衔”加于陈独秀,更反对在党报和党员群众会议上“公开宣传独秀同志是机会主义者”,并把“机会主义派的名词与反对派的名词并立起来”。他认为大革命时期“整个的机会主义指导是国际的,但在中共一面说,每个负指导责任的人都不好只图塞责,学那‘功归于己罪卸于人’的市侩行为。何况像秋白、立三、维汉、恩来等同志,不仅是机会主义负责者,并且同时是盲动主义,即另一种机会主义的负责者,更应该自己明白呢”。他责问说:在过去机会主义时期中(特别在五次大会至国民党破裂前——1927年4月到7月的时期中)是否只独秀一人指导党的工作,在党内专政呢?是否除独秀同志外,当时参加中央指导机关,特别是参加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人都不负主要责任呢?……我个人认为独秀同志在机会主义时代的确是党内负主要责任的一人,不错,独秀同志在过去确有错误……但参加当时政治局直到现在还在党内负责重要指导责任的人,如秋白、立三、恩来、维汉、忠发等同志,是否在当时都是一尘不染的布尔什维克呢?“从我所知道的事实看来这些同志与独秀同志在过去同是一样的机会主义的执行者,其程度只有过之无不及。”然后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这些同志所犯的错误。

  彭述之说:“我们的党确有很严重的机会主义存在着。但这种机会主义恰好与中央所指的相反,恰好就在党的领导机关里,就在中央本身。”其表现:第一,中央认为资产阶级是“能解放”农民的;第二,中央(李立三)认为富农(农村资产阶级)“当然”是能革命的,便作出“联合富农”的策略;第三,“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量以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或革命开始复兴,因而主张不断的示威,主张从每一个小的罢工斗争必须要扩大到广大的政治总罢工以至于暴动斗争,这都是十分明显的盲动主义的表演”。[32]

  辩论到最后,恽代英以“纪律”手段,要彭述之对反对派问题表态,企图压服对方。彭述之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之纪律,决不是机械的无条件的”;“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没有与广大群众相联系,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变成了妨碍群众革命思想与行动之铐梏”。反过来,他要求恽代英转达向中央提出的四点要求:重新审查自己的政治路线;发表独秀同志的政治意见书;公布反对派的一切文件,让全党党员自由讨论自由判断;停止对于党员之一切机械式的纪律钳制,恢复党内应有的民主。[33]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通过了《关于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指出陈独秀的信,“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可耻的取消主义!”并且逐条批驳了所谓托陈派的取消主义观点。“托陈取消派”的名称,从此在党内广泛流行开来,其主要根据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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