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文史春秋》2003年第6期，又见《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第14页。汪在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继任驻冯玉祥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组织处长。大革命失败时，调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失败时，曾写“密信”派宋任穷送到前线，指示毛泽东率部向井冈山发展，这个史料曾长期被埋没。
[5]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6] 独秀：《我们争论之中心点》，1931年11月4日，《火花》第1卷第5期，1931年11月7日，手刻油印件。
[7] 即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亡华“二十一条”的“国耻日”。
[8] 即日本为阻止北伐军北进制造的“济南惨案”。
[9]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第3号信》，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8辑，第122～127页。两个报馆是民国日报馆和申报馆。但申报馆不是国民党的。
[10]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331页。
[1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中国开展八一国际红色日情况的决议》，1929年8月，《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8辑，第150、151页。
[12] 手刻油印件，中央档案馆藏。
[13] 托洛茨基以及受他影响的陈独秀和中国托派，因此竭力反对中共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如上所述僵死地根据俄国革命经验：1.“农民”因是私有者，在革命关键时刻，必须跟资产阶级走而背叛工人阶级；2.“民主专政”是资产阶级政权的“专利品”。
[14] 《告全国工人书》，《无产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15] 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1919年7月25日，《新青年》第7卷第6号。
[16] 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316页。
[17] 《红旗》第31、33、34、49号。
[1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329页。
[19] 《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红旗》第34号，1927年7月27日。
[20] 《红旗》第37号，1929年8月7日。署名撒翁。
[21] 《红旗》第37号，1929年8月7日。署名撒翁。
[22] 《红旗》第39号，1929年8月20日。
[23] 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313页。
[24] 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318页。
[25] 托洛茨基：《保卫苏联与反对派——“列宁团”走的是什么道路——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问题》，第319页。
[26] 《苏共历史问题》（俄文版）1987年第10期。
[27] 《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192页。
[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诺罗夫的电报》，1929年10月11日，《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7辑，第121页。
[2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351～352、353页。
[30] 《给中央常委的信》，1929年10月10日。笔者看到的是大陆某机关档案室保存的手刻油印件，显然是托陈派当时散发的材料。下文10月26日的信同此。
[31] 《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8辑，第162页。
[32] 《评中共第六次大会及其决议案》，1929年12月20日，《彭述之选集》第1卷，香港：十月书屋，1983，第297～298页。
[33] 《彭述之选集》第1卷，第258～287页。
[3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394～402页。这个《决议》本来应该是“10月5日”，但由于1959年中共中央直属的人民出版社在内部出版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3册上首次刊登时，把时间弄错为“10月15日”，所以，大陆绝大部分有关陈独秀的论著，都写成这个日期（包括笔者的《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现在应予改正。
[35] 《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10日。
[36]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第2号信》，《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第8辑，第115、116页。
[37] 陈碧兰：《我的回忆》，香港：十月书屋，1994，第284页。
[38]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1977，第143页。
[39]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15期，1930年3月，油印件。
[40]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15期；郑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国托派早期历史》，手稿，中央档案馆藏。
[41] 《无产者》第1期，1930年3月1日；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235页。
[42]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15期，1930年3月。
[43] 《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1月12日，唐宝林访问并整理。
[44]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15期，1930年3月。
[45]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15期，1930年3月。
[46]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15期，1930年3月；又见“我们的话派”1929年11月15日致托洛茨基的信，原载俄文版《反对派公告》1930年2月、3月合刊，转引自双山译《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16页。这是遵托洛茨基遗嘱在他死后40年开放的档案（美国胡佛大学收藏）中发现的有关中国托派的信，翻译后由香港托派组织自印小册子，没有版权页。以下所引《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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