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15条内容看，的确还是追求独立、民主、自由、平等的民主革命的范围，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内容。这完全符合当时陈独秀的思想，而与青年托派的思想不一样。所以，陈独秀派在当时对国民会议的斗争是极其认真的，并接着发表了《为国民会议运动告民众书》和《通告第四号》。[4]
三是反对一切中间势力，表现出“打倒一切”的极左倾向。在上述《时局宣言》中，除了抨击国民党外，还抨击反蒋派各政党派别，同时攻击“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改组派之汪精卫、陈公博等，第三党之谭平山、邓演达等……为统治者做阻碍工农民众之彻底解放的工具，这就是他们的唯一作用，并没有别的什么中间阵地的作用”。这表明，陈独秀的思想比大革命失败时的状况，有了很大的转变，那时他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还建议团结谭平山等中间派势力，不能搞“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种转变已经与打倒一切并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的王明“左”倾路线，相差不远了。
这再次表明，中国托派当时对中共“左”倾中央的批判，实际上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方面，又逊于毛泽东。任何革命或改良，如果不能团结全国各阶级、阶层中的大多数，都是不能成功的。这是陈独秀在后半生和中国托派始终没有什么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刊登托洛茨基和托派临时国际推动中国托派统一的来信，宣传无产者社特别是陈独秀本人对统一的主张。
但是，这个托陈派小组织，一开始就面临经费短促的困境。离开了共产国际的津贴，一群没有职业的革命家，唯一的收入是没有保障的翻译和写文章的稿费，生活都难以维持，哪有钱来维持一个刊物。《无产者》说是月刊，第一期出刊后，第二期到7月1日才出刊。随后因负责印刷的工人王成伟被捕，稿件没收，10月出版的第三期，不得不改为油印。实际上，无产者社一派的整个活动经费主要靠陈独秀利用其社会关系筹措的。如他曾派好友李仲山到西北，向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和西安警备司令马青苑筹款。李仲山是陕西潼关人，为人正直、侠义，曾参加辛亥革命，光复陕西；1924年又参加冯玉祥的“首都革命”，欢迎孙中山北上，曾任冯部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的驻沪代表。大革命时倾向共产党，与陈独秀关系密切，对蒋、汪的反共行径不满。但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恐怖日子里，李与陈失去了联系。1929年4月，李营救了被捕的郑超麟，于是想通过郑超麟重新与共产党接近。但此时陈独秀、郑超麟等正好转向托派，于是就把他带了过来。其实，他不知道托洛茨基主义为何物，只崇拜陈独秀的为人。这次，他受陈独秀的委托到西北筹款，搞到了一笔钱，但不久，托派的身份暴露后，杨虎城就叫他离开了。后来，他看到托派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就去投靠胡宗南，做了西安参议会议长。
这件事表明，革命阵营，如果不是靠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和革命的不断胜利，而单靠领袖个人的魅力影响，是难以维持和扩大的。陈独秀由于信仰托洛茨基主义这种在总体上脱离中国实际和群众的理论，他不再有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的“总司令”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虽然他还是一个党派的领袖，还在领导着一个方面的革命工作，但他实际上已经被革命潮流边缘化了，不过他自己却不自觉，还想固守革命领袖和活动家的角色，梦想着总有一天，一呼百应，唤起工农千百万，再度掀起翻天覆地的革命浪潮。所以，他的后半生，除了还有些惊世骇俗的思想闪光和学术上取得不俗成绩之外，在革命事业上，不可能再取得值得夸耀的成就。
从时代上来说，如果以一个人代表一个时代的话：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4年反袁斗争失败，可以称为“孙中山时代”，亦即中国民主革命前期（毛泽东称其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从1927年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到1949年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可以称为“毛泽东时代”（自然，真正的“毛泽东时代”应该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即中国民主革命后期（毛泽东称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至今还没有实现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所以，本著不称其为“新”与“旧”。而这两个时代之间，即从1915年到1927年，则可称为“陈独秀时代”。因为，这个时代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共合作及其进行的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运动，没有一个人的影响超过陈独秀。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民主革命前期向后期过渡的时期，是国民党由革命转向反动的时期，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丧失领导革命的能力；而共产党还没有领导整个中国革命的经验，处于成长的时期。只是经过了这个成长期，共产党才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所以，陈独秀时代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以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和连任中共五届最高领导人为主要标志。同时也表明，1927年以后，陈独秀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离开革命的主航道，因为那以后，毕竟是毛泽东时代了。从国民党方面来说，是“蒋介石时代”了。
但是，正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样。陈独秀既然登上了托派这趟列车，一时就难以脱身了；他被新思潮、新道路激起的热情，也不想脱身。他找到了刚刚被党开除的何资深担任“无产者社”的秘书长，对组织进行了整顿。此时，托陈派成员已经发展到120人（其中老党员知识分子居于多数）。于是，他们学中共那样，设置了上海沪东、沪西、法南（法租界和南市）三个区委，在纱厂和码头工人中建立了支部，在北京也建立了一个支部，摆出一副与共产党全面抗衡、企图取代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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