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斯科回来的刘仁静，是个特殊人物，一向是“反对派中的反对派”。他回国时自知自己的情况，党不会再接纳，就违反莫斯科约定回国后继续隐藏在中共党内的原则，向中央代表恽代英公开表示不同意党的路线并将提出自己的书面意见后就隐居起来，不再参加党的任何工作和活动。接着，他在策划“我们的话派”与陈独秀派的联合失败后，恼羞成怒，在1929年11月5日油印印发了一篇题为《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的小册子，叙述了他推动两派联合及失败的经过，激烈攻击两派对托派的“统一运动”没有诚意，使运动以“失败”而“告一段落”。他认为这是因为在“对党的态度和国民会议策略”两个中心问题上，双方明显发生冲突。他主张今后应讨论这些问题，“先在思想策略上的统一，再做组织上的统一”。文中，他毫不掩饰地蔑视青年托派，同时又攻击陈独秀。
对于青年托派即“我们的话派”的“总干事会”，他批评他们不吸收陈独秀派“完全是为了地位”，“惧怕那些有能力的人”，而不是“路线”分歧。[11]他又批评总干对他拿回来的托洛茨基起草的中国托派政纲，不加讨论，更不在1929年9月举行的二代会上做出决议。对党的态度，他批评总干僵死执行托派在党内活动的原则，主张“注重在党内进行反对派的工作”，同时又应该独立组织，在党外积极开展活动。对于国民会议策略，总干内部也分裂成赞成和反对两派。他还认为我们的话派在二代会政治决议案中关于革命形势“正在复兴”的提法，与中共中央的观点相似。于是，他攻击总干执行的是“投降派路线”。[12]
对于陈独秀，刘仁静对陈写的《论中国革命的性质》（学习托洛茨基文件的心得，只在托派同志中传阅过，没有公开发表）、1929年10月10日给中央的信、《告全党同志书》及《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等文章，进行了更为猛烈的批判：一是批评陈“不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脱卸过去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反执之愈坚”。[13]刘仁静和所有青年托派认为，陈独秀是“自觉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不是像陈独秀说的“违心地执行”。二是批评陈不提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而别出心裁地提“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口号，这“将成为民主专政者之最后遁窖”。[14]三是批评陈独立成立自己的组织，谈判联合时，又不愿意解散它。
为此，刘仁静宣布，陈独秀派是“假借反对派的招牌”，“实际是旧货贴了新商标”，变成了“右派反对派”，而不是“左派反对派”。他甚至这样严厉地攻击陈独秀：“我们最初对于陈独秀曾不乏幻想”，但“短期合作”后，发现他“离开革命立场，精神衰败”，“堕落成为一个失意的政客”，“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集合于他周围的……都是些欺诈失意的政客”，“我们应当丢掉他”[15]。所以，当他帮助起草的最后由陈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发表时，刘仁静断然拒绝在上面签名，并声明这个意见书比他原来起草的稿子“扩大了许多”，“没有一点革命的作用，只是替陈独秀巩固他过去的错误”[16]。
刘仁静的《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小册子被中共中央发现后，认为刘仁静在组织新的“反党联盟”，[17]所以，中央在12月29日公开致函刘仁静，要刘表示“最后意见，限你于阅报（红旗）后三日内正式用书面答复中央”。并令刘在中央与托派路线之间做出抉择。[18]刘仁静未予理睬，随即自动脱党。当时不少托派分子，是这样自动脱党的。
因此，刘仁静在不满共产党、批判“我们的话派”和陈独秀派的同时，于1930年1月与王文元、黎白曼、宋逢春等九人，另行成立一个托派小组织，发表长达约1.7万字的《告同志书》（小册子），起名“中国左派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在该月30日出版机关报《十月》，于是他们被人称为“十月社”。
在《告同志书》中他们两面开弓，一方面严厉批判陈独秀，重复以上刘仁静几篇文章中的观点。另一方面，又系统地批判“我们的话派”1929年9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违背托洛茨基托刘仁静带回的《中国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在“世界革命运动之最近形势”、“对中国目前形势之估量”、“国民会议问题”上，“鹦鹉学舌”，与斯大林派观点一样，并“规定我们的小组织是党内的”（而不是“我们的组织是独立的，党内的工作只是一部分”），“将反对派变成史大林主义的一个支部”，“对史大林主义投降，这是我们反对派所不能宽恕的”；“组织上是采用史大林的禁止讨论和由上层支配一切的方法”；“他们之反对陈独秀派加入，完全是为了地位问题……他们没有独立的政治意见，只有凭借组织上的因袭权威，妨碍别人的前进。这些分子钻进反对派来活动，充分表示他们的个人投机和权位活动欲心理”。于是，他们宣布总干“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已经死亡”。
在这个《告同志书》上签名的人，被中共开除出党。有的人用的是假名，如黎白曼即黎彩莲，还有王文元的妻子叶英，中共中央不知道他们是否参加了托派，也对他们进行了测询。在5月7日的《红旗》上登出了中共中央组织部致黎彩莲、叶英的信：“你们许久失去了与党的关系，不自动的积极的找党，这是一种有意离开党的表现，中央不知你们住在何处，无法与你们发生关系，希望你们速设法将自己的地址交来，否则这是有意离党，党在组织上应给以最后的处分。”这表明，中共清除党内托派分子的运动，是相当坚决和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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