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时和无论在何种条件之下，无产阶级的政党均不能加入别一阶级的政党或同别阶级混合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之绝对独立，是共产主义政策之基本和先决的条件。
从内容上说，这一条对于共产党无疑是正确的。可悲的是，对于极左性质的托派来说，在后来的实践中，被发展为拒绝与任何其他政党、团体建立联合战线。而当革命形势到来，陈独秀主张建立这种联合战线时，却遭到托派中其他势力的抵制。所以，《纲领》中的这条规定，从根本上决定了托派自我孤立，难以发展，因此也没有胜利的可能。
《纲领》做出这条规定，是基于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偏见，认为它没有任何革命性：“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基本农业经济中，与封建形式的剥削发生了有机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他们在上层与世界财政资本也是有机的不可分离。中国资产阶级同样的不能解除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形式与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资产阶级和最反动的封建军阀的冲突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冲突，比起他们与工人和贫农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在最后一分钟内，永远退至不重要的地位”；“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恃以反对中国工农的，是有国际帝国主义军事力量为后援。他们比任何的资产阶级更要迅速的残忍的将阶级斗争变为国内战争以屠杀工农”。
所有这些都来自托洛茨基脱离中国实际的说教。仅就这一条，就决定了托派的纲领永远是“左”倾的，尽管在下次革命一开始有没有一个短暂的完成民主任务问题上，陈独秀曾与青年托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而且陈独秀的观点似乎温和些，但其本质还是“左”倾的。
《纲领》对于“红军”问题，吸收了青年托派的意见，说法全面了一些，但基本上保留了陈独秀的观点，说它“是中国革命具有内心势力和广大可能性之证明”，但又断定，“在工业中心城市消沉之下，没有胜利的机运”，攻击中共“企图依靠乡村的游击队来组织红军并创立苏维埃政府，以对抗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官僚主义冒险政策”。
在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估计及与其建立联合战线、对待“红军—农村武装割据”革命道路的态度两个问题上的根本对立，可以说是托派与中共的根本对立。二者以后的历史，也是围绕这两大对立展开的。所以，这两大对立，最鲜明地显示出中国托派与中共是怎样划清界限的，而二者的前途为什么那样的大不一样。
《纲领》宣称托派的“目的”是“复兴共产国际”，并说“只有此种小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在共产党内党外，公开而勇敢地前进，才可挽救共产国际于变节及灭亡”。
《纲领》为中国托派规定的“总任务”和“目前的任务”，都强调“准备”——“准备工人阶级走向第三次中国革命”。
上述内容表明，《纲领》的确在中共面前鲜明地树立起了中共反对派的旗帜。
为了避免争论，在革命性质、国民会议等问题上，《纲领》都引用了托洛茨基的原话。所以，这个纲领实际上是四派小组织在托洛茨基的压力下，互相妥协的产物，也是经过七八个月激烈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后的妥协。如陈独秀在后来一篇文章中所说：“在统一纲领起草时，所谓‘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又由另外几个同志提将出来；经过好些争论，始终并未曾得到很明确的解决，尤其是在坚持此种意见的几个同志的意念中。他们只最后让步到这样说法：将来的革命固然会由民主主义斗争开始，然而经济的发展也会由社会主义开始。他们忘记了经济发展不是一件神速的事，如此只有把第三次革命推迟到较远的将来。”[76]《纲领》在1931年5月1日统一大会上顺利地通过。有人回忆在统一大会上，各派对这些问题“发生了争论”，[77]不是事实，显然把协议委员会时期的争论错植到统一大会上了。但是，陈独秀与其他托派在革命性质上的分歧埋伏了下来，造成了以后托派思想上的分裂和陈独秀领导工作的瘫痪。
统一大会在1931年5月1～3日秘密举行三天。由于陈独秀等深具实力，大会的筹备（会场和经费）由无产者社“独力承担”。[78]会场布置，由该社秘书长何资深具体负责。陈独秀的好友和崇拜者李仲山拿出一件猞猁皮大衣，典当得二百多元，解决了大会经费问题。他们在上海偏僻的大连湾路租了一幢石库门房子，让王茨槐带着妻子、女儿住进，掩护开会。这些措施事先都绝对保密，开会当天，代表到达时才知道。王茨槐原是中共党员，铁路工人，转向托陈派后，任无产者社法南区委委员。大会采取严密的保密安全措施，除了陈独秀一人之外，所有代表都住在会场内，开完会之后才能出去。
各派代表名额的产生，由于关系到统一后托派中各派的利益分配，曾发生激烈的争斗。后来妥协下来：20人出一代表，由各派自己推选。“我们的话派”定为140人，代表7名：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张九等香港4位工人代表。无产者社定为100人，代表5名：陈独秀、郑超麟、江常师、蒋振东、王茨槐。在推选这5名代表时，曾发生激烈斗争。由于在统一协议过程中，尹宽与彭述之尖锐对立产生的矛盾，原来两人都不做代表。后来，彭的势力毕竟很大，据郑超麟回忆，开会后临时加了一个代表彭述之，第二天才参加大会。曾为无产者社及这次统一立过很大功劳的尹宽只能落选。陈独秀并没有因为尹宽与自己观点相同，而硬把他拉进代表中来。“十月社”定为80人，代表4名：王文元、罗汉、宋逢春、濮德志。战斗社40人，代表2名：赵济、来燕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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