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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531)

  在共产党转向农村后,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的确没有再听到如此有力的反国民党统治的声音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托派的确替代了共产党留下的位置,与在农村进行的苏维埃革命,站在一条战线上,具有互补的作用,虽然它的战斗力和影响是那样的微弱,不可与红军同日而语。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与共产党及青年托派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民党政府的建立能不能实现中国的稳定与统一,哪怕是暂时的。陈独秀受托洛茨基的说教,一直持肯定的答复,认为在帝国主义的支援下,国民党政府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稳定与统一。但是,由于连年的新军阀混战,陈独秀终于改变了看法。在与上述《告民众书》同时发表的陈独秀署名文章《国民党与中国统一——统一是中国进步的必要条件》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已离开民众而和民众站在敌对地位的国民党,它不得不依赖帝国主义及各派军人势力以自存,它自身已是一个新旧各派军阀大集团。它自身已屈服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只能向帝国主义进行某种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妥协,而不能进行反帝国主义的对外战争,以获得国家统一;它自身已陷入军阀混战之中,只能一时结合某一派军阀打击另一派军阀,而不能依靠民众的势力彻底消灭整个的军阀制度,实现革命政权的统一。”这就说清楚了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存在,是中国国民党不可能实现统一的两大根本原因。所以,要实现中国的统一和独立,首先要打倒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这个观点显然与当时中共的观点特别是毛泽东的观点是一致的。

  那么,中国往何处去呢!陈独秀因观点不同,对正宗托派观点与中共之间争论十分热烈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一直保持沉默,此时则公开发表一篇文章《中国往何处去》,[96]批判戴季陶以“三民主义”代替或冒充“社会主义”的观点,也同时批判这场论战的托派中的代表人物任曙[97]说的“中国经济已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见解,认为中国的出路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这个观点倒是他转向托派后的一直坚持的观点,即“无产阶级领导(或专政)下的民主主义运动”,再不断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在这里,陈独秀力图使托洛茨基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革命实际相结合。但这是有缺陷的观点。因为,历史应该在“民主主义”阶段将停留很长一个阶段,而不是人为地、不停顿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关于这一点,陈独秀到晚年才有所悟。

  * * *

  [1] 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朱世同整理,未刊稿。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5、82~83页。

  [3]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宣言》,《无产者》第4期,1930年10月30日。注:《无产者》除第1、2期铅印外,其他10期均为手刻油印件。

  [4] 两个文件都刊于《无产者》第7期,1930年12月。而且整个这一期,就刊登了这两个文件。

  [5] 《代表会议对临时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无产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6] 参见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第193~195页;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香港:士林图书服务,1994,第164~166页。名单上是300人,其中30人已回国。

  [7] 《红旗》第87期,1930年3月26日。

  [8] 《红旗》第80期,1930年3月1日。

  [9]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161、167页。

  [10]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增订本),第167、168页。

  [11] 刘仁静、王文元、宋逢春等九人:《告同志书》,1930年1月,单行本;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全国总干事会:《给无产者社一封公开的信》,《我们的话》第19期,1930年7月30日。

  [12] 《刘仁静给托洛茨基的信》,1929年9月,信的原文未见到,此处转引自11月托洛茨基给刘仁静复信中的转述,见《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3页。

  [13] 列尔士:《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评陈独秀12月10日的〈告全党同志书〉》,《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

  [14] 列尔士:《评陈独秀同志双十日给中央的信》,《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附录,手刻油印小册子。

  [15] 列尔士:《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评陈独秀12月10日的〈告全党同志书〉》,《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

  [16] 列尔士:发表《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评陈独秀12月10日的〈告全党同志书〉》附言,《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

  [17] 文同:《新的“八月联盟”》,《红旗》第63期,1929年12月20日。

  [18] 文同:《新的“八月联盟”》,《红旗》第63期,1929年12月20日。

  [19] 《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反对派内部生活》之二,1930年6月15日。

  [20] 《广东省干会市干会各支部各组长联席会议致总干的信》,1930年3月24日;《总干致梁同志函》,1930年4月25日;《总干致张师同志信》,1930年4月25日,均载《反对派内部生活》,1930年4月25日。

  [21] 《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反对派内部生活》之二,1930年6月15日。

  [22] 《十月社对于刘仁静同志的决议》,《十月旬刊》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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