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陈独秀再一次划出一条线，把自己的托派，放在苏联和中共一边，他们还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左派反对派，而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是对立的。他这时提出的抗日救国联合战线思想，只包括“全国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兵士及一切革命的民众”，还有中共和苏联，不包括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还没有表现出抗日救国的行动。这些思想与当时中共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陈独秀同时还发表了《对于现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坚定的战争》，进一步阐发了武装民众进行抗日民族战争的思想。
10月2日，他又撰写《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3]长文，针对国民党企图依赖美国抵制日本侵略的政策，总结“二十七年以来中国自己断送满洲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教训，揭露国民党所谓“革命政府革命外交”是前清“以夷制夷”政策的继续，指出：“用外交政策牵制某方面敌人，使有利于自己之斗争，有时固宜行之，然自己若没有斗争之决心与实力，专依赖外交来以敌制敌，这不但是妄想，不但是奴性，直是引虎自卫，仰仗一面敌人之保护以拒绝另一面敌人的危险政策，菲律宾之依赖美国，朝鲜之依赖日本，便是弱小民族苦的经验。”前清以日制俄的结果是引来日本出兵“为中国打抱不平”，暗中帮助日本继承了帝俄在满洲的一切权利。继而，又引来1915年的日本亡华“二十一条”。这次，蒋介石“害怕以民众的革命势力对付帝国主义，仍沿用前清‘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即迎合美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野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势力来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侵略。因此日本帝国主义遂亦急乘美国和英国遭遇空前的经济危机无暇和它竞争以及中国政府消灭了民众运动的机会……突然出兵占领满洲”。
在救亡危机中，陈独秀能如此客观、冷静地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政治之用，是难能可贵的。
那么，陈独秀主张的“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是什么呢？他说：“在此次反日救国的运动中，只有‘排货’和‘对日宣战’这两个主张，不但是多数民众的意志，而且比较的正当。”为此，要建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但他总结五卅运动中反帝联合战线中资产阶级动摇的经验，强调说：“只有由工人和学生组织大规模的检查队，然后排货运动才能收实效”；而对日宣战，中国作为“殖民地或落后国家对帝国主义宣战，和寻常两国间的战争不同，这是一种革命战争，是需要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的……若没有广大武装民众持久的殊死战，单靠国民党政府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予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之一击”。因此，“要实现民族革命战争，要获得反帝国主义战争的胜利，只有中国第三次革命复兴，以革命的民众政权，代替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领导全国的革命民众和兵士……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战”。
陈独秀的这些抗日救国主张，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不现实的，但是，他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如建立抗日的“武装民众”及“持久战”的思想，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可以说陈独秀是提出抗日“持久战”思想的中国第一人。
陈独秀及其为首的托派抗日救国的主张与中共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陈独秀及托派中央发的宣言、文章中，都谴责国民党“剿赤”和“屠杀农民”罪行，即是声援中共的。但是，奉行极左路线的中共中央却在机关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批判这两篇文章。
10月25日、30日，《红旗》周报第21、22期连续发表署名文章《是对日宣战？还是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满洲事变中之取消派》《陈独秀的“康庄大道”》，批判陈独秀及以托派中央名义发表的文章和宣言，陈独秀的对日“宣战”主张，明明是否定国民党政府能够领导抗日救国战争，而主张“民众立刻自动武装起来”，“实现民族革命战争”，《红旗》文章却说“对日宣战”“是由南京国民党中央提出，而被一切反革命派别——从国家主义到托陈取消派罗章龙派——拥护的”口号，这个口号与“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而得到全国工农兵贫民及革命学生所拥护的”口号——“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是“根本不同的”。陈独秀的联合战线思想，明明是排斥资产阶级的，《红旗》文章却批判说：“陈独秀在‘康庄大道’上做着第二个五卅运动的梦”；他主张由“工农商学联合起来”是在“幻想第二个五卅的民族统一战线”，“事实上是要和资产阶级妥协，要引诱工人去投降资产阶级，屈服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豪绅地主”。这种批判不仅是从极左的立场出发，给陈独秀以莫须有的罪名。
《红旗》上的文章，抓住陈独秀《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中提出的“以革命的民众政权，代替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领导全国抗日救国战争，是“反革命的幻想和空谈”。
其实，双方的主张在当时都没有实现的可能。
创办《热潮》推动抗日民主运动
陈独秀出任托派中央书记后，无论是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还是抗日救国，以及召集国民会议，都一直高喊“民众自动起来”。这是他因见托派组织力量弱小，不足以担当直接组织民众的重任的悲哀和无奈。他懂得抗日和革命都必须是有组织力量的较量，空喊“民众自动起来”无济于事，于是，陈独秀开始寻找组织起来的途径。他首先想到的是亲自指导过的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凭一份《每周评论》和《热血》小报，曾对运动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于是，他在1931年12月5日创办了铅印的《热潮》周刊，当时的托派中央机关报《火花》和《校内生活》还是手刻油印的月刊，可见他对《热潮》倾注的热情和寄予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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