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胡觉信转自《年谱》，第26页；胡适日记，1911年3月23、24、28日，1915年1月27日。
[9] 胡适日记，1915年1月27日、5月2日。
[10] 《爱国》《本报周年之大纪念》《读爱国二童子传》，《竞业旬报》第38、37、28期，转引自李敖《胡适评传》，第476页和朱文华《胡适评传》，第29页。
[11] 胡适日记，1911年6月17日、1915年7月22日。
[12] 胡适日记，1915年2月14日。
[13] 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1916年1月25日、8月22日。
[14] 胡适：《非留学篇》；胡适日记，1915年3月15日。
[15] 胡适日记，1915年2月20、21日。
[16] 胡适日记，1914年11月4日；《口述自传》，第55页。
[17] 胡适日记，1912年10月25日、1913年4月（原无日），1917年2月23日。
[18] 胡适日记，1914年5月15日、7月26日。
[19] 胡适日记，1914年5月15日、7月26日；章太炎：《五无论》，《章太炎全集》（4），第433页。
[20] 胡适日记，1915年11月25日，1917年1月22日，1914年7月12日、8月9日。
[21] 胡适日记，1914年8月10日。
[22] 胡适日记，1914年10月26日（以下两段也参见此）、1911年3月14日。
[23] 胡适日记，1914年10月19日。
[24] 胡适日记，1914年12月6日、1916年9月6日。
[25] 引自胡适日记，1914年12月9日。
[26] 胡适日记，1914年11月17日；《胡适致母亲》（1915年3月22日），引自《年谱》，第40—41页。
[27] 胡适日记，1914年8月5、16—17日。
[28] 胡适日记，1914年11月13日、1915年1月18日。
[29] 本段及下两段参见胡适日记，1914年12月12日，1915年1月18、27日。
[30] 胡适致《展望》杂志的信，收在日记1915年3月1日。
[31] 胡适日记，1915年1月4日、3月15日。
[32] 胡适日记，1914年12月12日，1915年1月27日、2月14日。
[33] 胡适日记，1915年3月3、1、19日。
[34] 参见罗志田《“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新史学》第3卷第3期，1992年9月，第84—85页。
[35] 胡适日记，1915年10月1日。
[36] 胡适日记，1915年3月1日、4月27日；Living Philosophies，p.239.
[37] 胡适日记，1915年2月12日、3月1日及所附信件。
[38] 胡适日记，1914年10月7日。
[39] 本段与下段均参见胡适日记，1915年3月22日中所附的演说内容。
[40] 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
[41] 胡适日记，1916年1月29日，1914年1月23、25、28日。
[42] 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日记，1917年3月7日。
[43] 胡适日记，1916年1月25日；胡适：《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10日，第21页。
[44] 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第1—6页；秋桐（章士钊）：《国家与我》，《甲寅》第1卷第8号，1915年8月10日，第11页；梁启超：《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摘抄在胡适日记，1915年5月23日。
[45] 《许肇南致胡适》（1915年10月23日），收在胡适日记，1915年11月25日，并参见日记，1916年1月4日。
[46] 《日知录·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第六章 尝试：再造文明的起步
1917年3月，胡适将归国，在日记中记下了原出《伊利亚特》，而为19世纪牛津运动之领袖纽曼（Cardinal Newman）所常道的格言：“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认为此语“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1]尚未归国，已有让人看到区别的意思，充分体现了经长期预备的胡适对自己将扮演之社会角色的自觉。后来他更浅白也更谦和地将此语翻译为“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在回国初年的演说中，也不止一次引用并曾以英文读之。[2]实际上，胡适还未归国，已因在《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而先声夺人，区别已出现了。这一革命，不久就扩大为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思想、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影响深远，已是非常“不同”了。这当然不是胡适一人之力，也不仅仅是归国留学生之力，但胡适的个人作用也是相当突出的。对胡适来说，这就是他再造文明志业的起步了。本章就主要考察胡适在这一从文学到文化的运动中的努力和作用。
一 被人误解的文学革命
余英时师说：“胡适的‘暴得大名’最初完全是由于他提倡文学革命”。信然。关于文学革命，学界已研究得较多，但以胡适自己的看法，文学革命“这一运动时常被人误解了”。唐德刚先生以为，胡适的文学批评“是有高度成见的，往往把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3]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因为唐先生也是先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标准，并以此衡量胡适的文学观。但胡适的文学观确有不少“旁逸斜出”的特殊之处。在讨论文学革命的发动之前，先简单考察一下胡适在此前后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也许是不无益处的。
胡适自称他的文学观是“历史的文学观念”，实际上就是以进化观来解释中国文学史。一般人都知道胡适主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但较少注意到他认为后一时代的文学通常胜过前一时代的。胡适说，在文学方面，“这两千年来，中国的进步实在很多，退步很少。”胡适把一部中国文学史看作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因此，“唐朝的诗一变而为宋词，再变而为元明的曲，都是进步”。胡适一反大多数人认为宋诗不如唐诗的观点，认为“宋朝的大家实在不让唐朝的大家。南宋的陆、杨、范一派的自然诗，唐朝确没有”。不仅诗，唐人做文章，“只有韩、柳可算是通的”，也不如宋人。至于思想，“唐代除了一两个出色的和尚之外，竟寻不出几个第一流思想家。至于学问，唐人的经学还不如宋，更不用比清朝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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