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极左派空谈社会主义革命，不了解民族民主革命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我们号召领导群众斗争……必须有一个总的政治口号即政治旗帜，能够召集比较宽广的群众参加全国性的斗争，走上革命道路。这样的政治旗帜……在落后国幼稚的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只能采用民主民族的，而不宜于社会主义的。如果人们不能肯定的说要用社会主义的旗帜，同时又不屑于用民主民族主义的旗帜，那么，用什么旗帜呢？这必然陷于没有任何旗帜的混斗。”极左派空谈社会主义革命，“仿佛民主民族主义的口号，只应该写在纸上，说在口头，到了民主民族主义实际运动起来时，便要从左边向它放几支冷箭。为什么会有这样颠倒错乱的事，根本是没有真实了解民主民族主义运动在被压迫国家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在这里，陈独秀与其他托派关于下次革命开始于社会主义还是民主主义的理论争论，在实际斗争中就尖锐表现出来了。
陈独秀甚至这样讽刺这帮极左派：“我真不懂得，我们在此次反日本帝国主义运动中，必须咬文嚼字的向抗日救国和对日宣战的口号放几支冷箭，才算是无产阶级的立场……那末，只有让这班社会主义者坐在亭子间里，静候中国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上取得政权，再请他们出来到社会主义者的元老院中去。”
第五，极左派是教条主义者：“我们要知道马克思主义永远不是教条，无论如何正确的理论，倘不能正确的用当其时其地，都会变成不完全正确，甚至于完全不正确。”“‘工人无祖国’，是从消极方面指出一般的事实，即是说还没有一个‘国家机关’是拥护工人利益的，并不是说在任何条件之下工人都应该不要祖国（黑体字是陈独秀所标——引者）；所以更须从积极方面（特别是被压迫国家）号召工人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它正在出卖的国家，以创造工人的祖国，在这样意义之下的救国爱国，正和资产阶级的卖国是对立的……不错，‘救国’‘爱国’‘民族主义’，其本质原来是资产阶级的；可是这些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也和其他民主任务一样，要由无产阶级来完成了。”接着，陈独秀具体论述了帝国主义国家如日本工人阶级，如果采用“救国”“爱国”口号，“则是直接帮助了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间接帮助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直接打击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间接打击了全世界的工人革命运动；并且更加紧了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剥削压迫，这便是离开了阶级的立场。如果中国工人阶级在努力救国爱国的民族革命斗争中，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啻打击了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并且给了日本和朝鲜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机会；这完全合乎工人阶级利益而没有离开阶级的立场……我以为必须这样提出具体的事例加以分析，然后对于所谓的阶级的立场，才不至于陷于空洞的笼统的形式逻辑的了解”。
第六，“抗日救国”是贯彻“总的民主口号”的“特别口号”，不因它有“毒素”而排斥：“我们固然应该在纲领中规定总的政治口号，以为一切政治斗争的旗帜；然而仅仅这个还不够领导整个革命斗争的发展，必须在总的旗帜之下，从日常环境中随时得出特别活泼有生气的口号，才能够在实际斗争中领导群众。如果我们虽然采用了总的民主口号（国民会议），而对于日常环境中发生的特别的民主民族口号（抗日救国）加以排斥，并且这类特别的民主民族的口号随时都会发生，若随时加以排斥，则总的民主口号便变成了一个偶像。”有的同志是对于具体名词如“救国”“爱国”，甚至于“民族主义”“放冷箭，以为这些名词都含有毒素”。陈独秀认为“这在根本观点上至少接近于极左派的立场，否则便没有立场。我以为一切民主民族的口号，都多少含有点毒素……我们不能因此便一般的反对民主主义，对于民族主义也是如此。这主要的问题不在某些口号本身是否含有毒素，而是看用在什么环境，发生什么作用，例如‘救国’‘爱国’口号若用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和平’的口号若用之于现在的中国，都同样的大有毒而特有毒”。国民党蒋介石还说“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汪精卫和孙科“更是大喊民主政治；我们决不能因此便避讳这些名词”。同样，也不能以“抗日救国”“爱国”“对日宣战”流行于一般资产阶级口中，“作为我们应该避讳这些名词或口号的理由。要令这一班虚伪的甚至反动的‘爱国者’破产，只有在我们以具体要求领导广大群众发展剧烈的救国爱国斗争时才能够办到”。
第七，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传统，远过于民主主义运动；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在完成中国民族解放的基础上早些获得政权：“我以为民主主义固然包含了民族主义在内，而后者在中国更特别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没有传统的民主主义运动；在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之尖锐化更远过于民主主义运动，主要的如五四、五卅运动和现在抗日救国运动，都是全国性的运动。这一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即爱国运动，不但吸收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并且吸引工人；‘抱中国人的义气’‘反对外国人’，这是在五卅运动中从广大的工人群众里自然发生的两个普遍而有力的口号，当时确有在这样爱国口号之下涌现工人苏维埃的可能，如果党有革命的政策……这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不应该忽视”；“在中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条件之下，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即爱国运动，将来还不断的发生，一直到中国民族从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压迫之下完全解放出来”；“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应该用我们的纲领领导爱国运动而充实其内容，一直到夺取政权……因为完成中国民族解放，已经是中国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并且它在完成这一任务的斗争基础之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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