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极左派是过去“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论”的继续。“无产阶级在直接夺取整个的政权以前，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形式，这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传统政策”，但是，有些同志是因反对过去机会主义而发生了幼稚心理，“此次日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事变发生，有些反对派的同志唯恐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玷污了他们的清洁，指斥已成为普遍运动的抗日救国口号为虚伪的民族主义……只应该加以鄙弃”；“他们认为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似乎不必借重什么民主主义了，那末国民会议当然只限于反革命时期的灰色运动……认为将来的中国革命性质既然是社会主义的，便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了，像民族解放和没收土地，都应该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民主主义的，仿佛一沾染民主主义，便有占染机会主义的嫌疑”。为此，他反复引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明只有用“国民会议”口号，彻底领导民族民主运动，才能走上夺取政权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托洛茨基同志曾经把民主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当然包含在内）和中国第三次革命的紧密联系三番五次的告诉我们过：
在殖民地国家，因土地问题之尖锐和民族压迫之不可忍受，幼稚的和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不断革命论》）
在某一时代，民主主义问题，将不仅吸收农民，还要吸收工人，这件事情必须在我们领导之下进行。（《一月八日来信》）
唯有在一个阶级专政之下即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民主革命才能够和平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苏联由民主主义行为到社会主义行为的过渡，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进行的。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之由民主主义阶段到社会主义阶段的过程，进行得比俄国还要快些。（《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
陈独秀愤怒地说：“我们的同志们，如果不能这样彻底了解民主民族口号在落后国家中的真实意义，不愿出全力来为它奋斗而且还加以鄙弃，则很明显的是把国际反对派给我们的政纲腰斩了”；“如果有人拿什么‘大同主义’，什么‘打破国界’，什么‘不要祖国’，什么‘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国家’，什么‘反对爱国’，什么‘反对狭义的爱国和虚伪的民族主义’等等高尚的理想，来根本反对对日宣战，则只表示他的高尚理想，高尚到和耶稣、托尔斯泰到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一样”。[26]
从以上论述来看，陈独秀已经在民族民主革命方面，具有了较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领导革命的经验。这是他从实际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也是他三十多年来领导革命实践的总结。他的中国“无产阶级”在完成民族解放的基础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的论断，虽然来自托洛茨基，却为后来中共1949年的胜利所证明。
上述所谓常委《政治决议案》通过后，立即遭到上海最大的托派组织“法南区委”、北方最大的托派组织“北方区委”和以托派理论权威自居的刘仁静的猛烈批判和抵制。以陈岱青为书记的上海法南区委以区委扩大会议的名义，发表长篇的《法南区区委扩大会议对于常委最近政治通告——目前局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意见书》，逐条批判常委《政治决议案》。对第一条即予以全面否定：“常委最近的政治通告关于上海事变以后政局之分析，在总的精神上，缺乏集中注意力在阶级关系及一般革命发展的具体形势上面。因此是损失了这一政治通告所必要的中心意义，而且在这些问题上作了根本的错误，同时在对于一般问题之估计，充满了模糊、动摇不定的观念，而在结论上又表现了尾巴主义、机会主义的倾向，而且一半投降了史大林派。”
接着，《意见书》批判常委决议案在国际形势的问题上，“陷入了幼稚的过分的估计”；“简单的从‘可能性’做出发点，来决定事变发展的前途”；指出：“我们布尔雪维克主义者，不能应当抓住每一事实的具体形式及现有条件，从最大可能方面来指示群众，领导他们斗争；假使没有政治的远见，我们以含糊的分析，混乱他们的观听，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意见书》认为，对于国内形势，“对于目前工人阶级斗争之乐观与过分估计，在常委观念上是一贯的！我们以为在现有形势之下，工人阶级受了如此严重事变的刺激，还不能起来参加斗争，这显然证明不是简单靠党的正确策略而可以在指顾间使工人阶级一致奋起”；指责“常委只看到工人阶级反日反国民党情绪之‘热烈’便作为判断之表面的根据，而没有看见深刻的、客观存在着的阶级力量之基本的对比……没有多大的变化，而且很难有多大的变化……这次中日战争仅仅是帮助一般被压迫群众走近了政治舞台一步，脱离数年来‘麻木不仁’的状态，但还不能说已经走上了群众运动直接上升、开始革命高潮的时期”。
《意见书》猛烈批判常委提出的与左倾的资产阶级“共同行动”首先推翻蒋介石政府，然后在走向彻底的民主政治道路上“使资产阶级以至小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行为在实际生活中破产”的策略，认为这个策略“彻头彻尾是机会主义的！这是完全表现了没有了解目前资产阶级内部矛盾之实质，同时忘记了半殖民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本性”。《意见书》认为，无产阶级既然“没有可能夺取政权”，那么，与资产阶级“共同行动”推翻“蒋政府”，与帮助他们“形成了他们的‘新政权’”，便是“引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服从自由资产阶级当苦力”。“这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这是极左派反对陈独秀主张参加反日斗争的要害：害怕再次当苦力，为资产阶级夺取或巩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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