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常委批评列尔士同志对于政治决议案的意见》，《校内生活》第3期，1932年5月20日。
[32] 《法南区区委扩大会议对于常委最近政治通告——目前局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意见书》及3月14日法南区委给常委的信，均载《校内生活》第3期，1932年5月20日。
[33] 《常委通行第6号——为小陈及法南区委破坏组织原则》，《校内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4] 两个文件均载《校内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5] 《常委对于北方问题的第三次决议》，1932年6月27日；《伯庄对北方问题的报告》，《校内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6] 《常委给北方特委的信》，1932年7月25日，《校内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7] 法南区委陈岱青等5人《致常委的信》，1932年6月22日，《校内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8] 参见法南区委陈岱青等5人《致常委的信》，1932年6月22日，《校内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
[39] 托洛茨基：《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给中国同志的信》，《中国革命问题》，第301～306、307～312页。
下篇 大彻大悟 到达彼岸
十六 在狱中（上·1932～1937）
被捕
陈独秀领导托派进行反蒋抗日斗争，没有给敌人任何打击，精力却消耗在内斗中，同时又暴露了自己。坚持在城市开展革命活动的托派组织，终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是陈独秀始料未及的。
像许多大人物有神奇的“免害”力一样，陈独秀一生多次遭遇被捕甚至被准备枪毙的命运，最后都幸免于难。他任托派中央书记后，托派中央曾两次被全部破获，唯独他幸免。可是这次命运之神不再眷顾于他。他在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后，经过1921年、1922年两次被捕，短暂的羁押之后，第三次被捕，并被判刑8年。
陈独秀这次被捕颇有戏剧色彩。
1932年10月15日，新的托派中央常委彭述之、罗世藩、濮德志、宋逢春，在上海虹口区有恒路春阳里201号秘书谢少珊家开会，被国民党中统特务侦知，与法租界巡捕一起联合行动，五人全部被捕。
这次事件，必然中又有偶然。说必然，城市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而且当时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已经相当健全，破坏反蒋特别是共产党机关和捕杀所谓“共匪”（包括反蒋抗日的托派及其他异己）的人员十分猖狂。因此在城市中，共产党已经认识到难以进行革命活动，退到了农村；而托派囿于他们的原则，死守城市，成为瓮中之鳖。此其一。其二，在大革命高潮中加入共产党的年轻党员和未经考验的莫斯科归国留学生大批回国，一些人成为出卖组织和同志的叛徒；说偶然，是由于这次托派中央被破获，特别是陈独秀被捕，有意外的因素。
濮德志保外就医并成为常委后，实际上仍处于国民党特务监视之下。一天，他的夫人张颖新在路上碰到了过去在莫斯科留学时的同学费克勤。不料想，此人与她的小姑费侠在莫斯科时仅是共青团员，回国时即被捕，经不起酷刑折磨而叛变了。费侠还成了徐恩曾的姘妇。但她们不知党内机密，无可出卖，于是就与已经叛变的原托派小组织“战斗社”骨干徐乃达、解叔达等人成为中统组织的鹰犬，在徐恩曾的指挥下，专门搜捕共产党人，包括托派分子。陈独秀更是国民党悬赏万金的“共匪首领”。但是，张颖新不知道他们已是特务，就约费克勤到家里来玩。那天正好陈独秀借濮家约见友人，让费克勤见着了。事后，濮德志批评张颖新粗心大意，第二天就搬了家。但是，情报很快就传到了徐恩曾手中。10月15日，濮德志到谢少珊家中开常委会，特务跟踪而至，来了个紧急搜捕。[1]
与前两次托派中央被破获一样，这次陈独秀又因病未出席，本可再次幸免。但是，由于唯一知道他住址的谢少珊叛变，陈独秀晚上在家中被捕。63年以后，陶希圣的女儿在香港《争鸣》杂志上发表回忆她父亲的文章说：陈独秀“遭中共整肃后，一直在上海隐姓埋名，躲避国民党政府的追捕。后来中共党内反对派把陈独秀抓起来，送到国民党政府治安机关去”。[2]这就完全搞错了。当时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给南京政府的两个密电说得很清楚。
筡日（17日），陈独秀被捕后第三天的电报称：“……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在沪活动，前经与租界当局特别交涉，协同捕房侦查月余，兹咸日（即15日）在虹口破获共党常委会议机关，捕获共党谢少珊等五人，按谢供地址，将陈独秀捕获。”
19日的代电讲得更详细：“……据共犯谢少珊称甘愿自首，并可将共产党首领陈独秀拘捕到案等语，即于当日下午7时，带同该犯至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楼上将共党首领陈独秀拘捕……”[3]
不仅如此，谢少珊还供出了五名常委（包括陈独秀）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以及托派中央的另外几处机关，其中有中央与外地组织的联络站、《火花》印刷所等。这些机关又相继被破，另五名托派骨干分子被捕。谢少珊叛卖有“功”，免予起诉；他感恩戴德，加入“中统”（后转入军统），改名“谢力功”（意为国民党立了一功）。六年后的1938年9月30日，他奉命与其他两位军统特务一起，以买古董的名义，到上海法租界武康路上一幢意大利式花园别墅内刺杀了民国第一任内务总理唐绍仪后，也卷入了一件疑案中，很快招来杀身之祸。原来，唐在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拟避居香港，因得蒋介石、孔祥熙、居正、宋子文、戴季陶之嘱，暂留沪上试探日方要求和谈的条件，故而与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原田有所接触。同时，大汉奸梁鸿志、温宗尧也的确在拉拢他，企图组建傀儡政府。军统在铲除大汉奸时，利用谢力功（当时用名谢德盘）与唐的“同乡好友”关系，错杀了这位78岁的民国元老。由于军统拿不出有力证据，此案引起国民党元老的极大不满。法租界巡捕房很快侦知谢德盘等三人是凶手，设法搜捕，使谢惶惶不可终日，时间一久，变得精神失常，被秘密送进重庆一家医院。谢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跟踪他，住院还带了一把手枪自卫，引起医院怀疑，向警方报告了情况。重庆卫戍总部派了另一位共产党叛徒王克全前往观察，不料谢以为“仇家”已到，举枪瞄准，却被王先发制人，一枪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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