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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550)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1997年《炎黄春秋》第1期刊登辛平写的当年《陈独秀秘书谈大革命前夜的陈独秀》一文时,又一次把“陈独秀”的这张假照片(即彭述之的照片)放大刊出。

  对以上讹传情况,尽管笔者曾一再作出纠正,但是,后来还是在各种媒体上一再出现那张“陈独秀”的假照片。真是假作真来,真也假,纠不胜纠。

  审判

  由于一方面国民党不少军政要员要求严办陈独秀案,另一方面,国民党内也有相当一部分开明人士和社会名流、民主党派等纷纷营救陈独秀,使法院对此案颇感棘手,直到12月31日才由江苏高等检察官提出起诉书,称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均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合依《刑诉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项,提起公诉”。而这个起诉书直到第二年4月法庭开审时才公布。可见法庭方面为审理此案,颇费心思。

  “营救派”蔡元培、胡适等在取得交付法院审理的斗争胜利后,纷纷向陈独秀推荐著名辩护律师。他的“五四”以前的挚友章士钊,自告奋勇担任他的义务律师。陈独秀谢绝了其他律师,接受了章士钊。陈独秀在转向托派后,本来就主张“合法斗争”,因此对这次法庭斗争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才有以上在巡捕房、沪宁列车、军法司时的不凡表现。他在接受法院传讯时,又表示:“愿尊重国家法律,望政府秉承大公,不参加个人恩怨,法律判我是罪有应得,当亦愿受。”[18]

  1933年4月14、15日,陈独秀等人在被捕半年后,江宁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先是法庭调查,陈独秀不亢不卑、光明磊落地宣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回答为什么被中共开除时说:“因意见不同。”主要在红军问题上,“先要有农工为基础,等有政权,才需要有军队”;“照现在状况尚用不着红军”。因此“与皖湘闽赣等省共党不能合作,是因政策不同”;同时毫不隐讳地宣布其根本主张是:“推翻国民党政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申述三点理由,一是国民党政府是刺刀政治,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是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三是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之义务”,宣称托派最终目的是“世界革命,在中国需要解放民众,提高劳动者生活。关于夺取政权,乃当然的目的”。在法庭要求他检举别人时,他以不做“政府侦探”为由,拒绝指认其他被捕之人。

  4月20日,法庭第三次审判陈独秀,并进行辩论。检察官朱隽指控陈独秀等与中共一样,“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危害民国”。起诉书把矛头特别指向陈独秀,以其“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执行常务委员首席,是一党之主脑”为由,说“其个人行动及发表之反动文件应负责任……即以中共反对派名义刊行之反动传单、宣言书及其指挥之行动,亦应由其完全负责”。然后列举了托派中央常委的《政治决议案》《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告民众书》《为日本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等文件,及以陈独秀个人名义发表的《中国将往何处去》《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等文章,攻击陈独秀“一面借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则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讽,肆意攻击,综其要旨……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指控陈独秀、彭述之等“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19]看来,检察官花了半年时间,认真研究了破获的文件,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提出了符合逻辑的指控。

  章士钊律师起而辩护,认为陈独秀主张以“法定之选民投票”取得政权,“何得为罪?”“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章士钊不愧为著名大律师,利用国民党的假民主,在法理上,辩驳得有理有力。

  章士钊接着以国共两党的历史关系进行辩护时,却有些一相情愿了。他说: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不冲突,“而且是一个好朋友”;陈独秀当初曾与国民党“合作”,在国民党中担任职务(指1921年广东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且在《汪陈宣言》中苦口相劝“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不做此举;陈独秀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以反共,“有功于国民党”,等等。因此章士钊提议“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以此批驳了检察官起诉陈独秀所谓“叛国”“危害民国”的指控“湛然无据”,法庭应“谕知无罪”,“省释无辜”。这就把当时国民党和民主派中“援陈派”营救陈独秀的理由发挥到极致了。

  章士钊把陈独秀说成是国民党的“功臣”,三民主义的“信徒”,鼓吹议会政治的政客和国民党反共同盟军。为陈独秀曲为巧辩,真是到了挖空心思、煞费苦心的程度。一方面,确是表明他们营救陈独秀的真切心情,但另一方面,又说明他们对托派的无知。殊不知,从陈独秀和托派“打倒国民党”的立场来衡量,所有这些,都是陈独秀历史上的耻辱,不是光荣;是败绩,不是功绩。而且托派所谓“反共”与国民党反共,有本质的区别:是在“打倒国民党”、抗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目标之下的路线分歧。他们是为了“拯救共产党免于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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