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类此内容的电文及各种文章甚多，删除这一段，并不能消除其影响。作为当时著名出版社的亚东图书馆，也不可能不经章士钊本人的同意就删除已经为传媒广泛报道的辩护词。按理说，一个人被捕后，若有有势力人物曲意营救，应该接受。但是陈独秀把人格和信仰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使许多朋友很不理解。于是发生一些传奇的情节：他要别人改变辩护词，别人则要他改变口供。他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柏烈武在事后对陈的儿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这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21]
这就是陈独秀！刚直不阿、有独立人格的陈独秀！
但是，陈独秀的托派经历，却改变不了国民党决心利用他“反共”的企图。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做出判决。判决书一面在陈独秀“反共”问题上大肆渲染，引用陈独秀在法庭上的声明和《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中的内容，宣称：鉴于陈独秀“研究社会主义误入歧途……反对史丹林派（即中国共产党——引者）利用土匪溃兵领导乡村农民为武装暴动，时时加以抨击……审按情节，尚可矜原，自应量予减科”；一面又诬蔑他“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乘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借反日救国名义，欲将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党国民政府推翻”，将陈独秀、彭述之各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5年。其他被捕者，各判5年、2年半不等。
陈独秀理所当然地表示不服。他当场起立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此后，他向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吸取教训，不再委托律师，亲自在6月15日写出《上诉状》，驳斥所谓“政府即国家”之谬说，揭露国民党政府卖国独裁种种罪行，阐明工农苏维埃政制乃“民主制之最后最高阶段”，“对待剥削阶级少数人以专政，以实现被剥削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之真正民主国家”；批驳法院的判罪是“莫须有”；“侵害思想言论自由，阻抑民主政治实现”，“于理于法两具无当”。[22]
所以，6月22日，检察官抛出《上诉答辩书》，批驳陈独秀的上诉是“牵引他国政制，图卸罪责，其理由自不成立”[23]。
陈独秀与彭述之又立即写出《再抗辩书》，提出两点辩驳：其一，以辛亥革命推翻数千年之君主专制，改建民主共和，其为效法欧美政制，和袁世凯以“中国特别国情”而复辟，毁坏民主共和之正反两例，阐明近世各国政制皆“择善而从”，驳斥所谓“一国有一国之政制，未可强为比拟”之谬说。其二，再次以政党、国家、政府“三者界义各别”为理，驳斥所谓反对国民党就是“危害民国与叛国”罪。
应该说，陈独秀的两次抗辩书，都是有理有力的，但是，他们面临的是独裁政府，而不是遵守法理法制的民主政府，无论是“法”，还是“理”，都是政府甚至蒋介石说了算，说你有罪，就有罪。
6月30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书终于下达，判决陈独秀、彭述之“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8年。比原判减少了7年。这个变化自然包含着多种因素，除了陈独秀抗辩有理、著名的国民党人和民主人士的营救之外，主要还是考虑以后企图利用陈独秀反共。
狱中斗争
陈独秀等被判刑后，押解到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因挨着“老虎桥”，当地人称“老虎桥监狱”）执行。监狱当局借口收监陈独秀这个名人，特地申请了很大一笔款子，把原来关押公开职务为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办事处负责人、实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的牛兰的牢房，翻修一新，陈独秀独住一间，其他人住普通牢房。
陈独秀被捕和在江宁地方法院候审期间，曾胃病复发，一度不能进食；判刑入狱后，又完全失去自由，而且不准亲友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因此曾表示不堪牢狱生活，不如立处死刑。他在看守所时，就写信给胡适说：“以弟老病之躯，即久徒亦等于大辟，因正式监狱乃终日禁闭斗室中，不像此时在看守所中尚有随时在室外散步及与看守者谈话之自由，狱中购买药品和食物当然更不方便，所以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24]
位于老虎桥旁的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大门
陈独秀判刑后，无所畏惧，视死如归，与监狱当局的“三不”恶法进行坚决斗争，甚至绝食。他对典狱长说：“你们执行恶法，我拼老命也要抗议。”典狱长说：“恶法胜于无法。”陈说：“恶法就要打倒！”最后，斗争胜利，“三不准”成了“三允许”，[25]甚至“每日接见亲友，从不间断”。[26]
为了满足陈独秀的读书要求，牢房里放了两个大书架。陈就通过亲朋，搞来大量书报，把两个书架塞得满满的，又过起他说的“把监狱当研究室”的生活。监狱当局允许从上海请来的著名中医黄钟来给他治病，还安排同狱的濮德志、罗世藩轮流看护他。后来甚至还允许他的第三个妻子潘兰珍每天到狱中照料他。从此，陈独秀在狱中过着“特殊的优待”生活。
后来，亲自部署抓捕陈独秀案的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回忆说：
陈独秀被捕之后，经过正常手续，由上海租界引渡到南京……不错，他精通很多的中国书，他有中国读书人的传统风度，他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他完全不像排挤他的那些共产党徒那样甘心出卖自己的祖国而以苏俄为祖国。他在一九一九年中国新文化的启蒙运动中所作的贡献，至今仍受着青年们的景仰。所有这些，使他有别于一般的共产党人。同时，也使我多生自信，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而踏上纯正的民族主义道路。可是接谈之后，我的信心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他虽然坚决反对效忠于苏俄的中共党徒的卖国罪行，但仍不肯放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但仍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命……我自己劝说无效，又邀请一九一九年前后在北大和他同事的许多老友向他进言，但他仍是这个态度。我们为了尊重他的信仰，以后便不再勉强他，只留他在南京过着宁静的读书生活。这一段生活，对他以后的思想的发展影响甚大。在他最后的著作中，他指出他的思想变迁，是经过这五、六年沉思苦想的结果……陈独秀被捕之后，托洛茨基派在中国的活动，从此解体。此事我做得是否算好，现在想来实很怀疑，因为我在无意中替毛泽东立了一个大功，替他剪除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从此他就减少了一个“内部之忧”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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