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典狱长把同监的濮清泉叫去，说“当年我也是崇拜陈先生的一人，以为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模范，现在看来，他的文章虽好，道德有限”。濮“摸不着头脑”，不知出了什么事？典狱长叫看守退出，把门关紧，说道：“我今天把你找来，有件事要你转告。陈先生在我们这里，我们没有把他当作犯人看待，上面叫我们优待，我们也尽量给他以优待。但是优待也有个界限，这里是监狱，不是旅馆。陈先生近来忘记了他在坐监狱，把我们这里当旅馆，这是使我们很为难的……根据看守人的报告说，陈先生和那个姓潘的女士，在他的监房里发生过肉体关系，这怎么行呢？这事情传出去，岂不要叫我同他一样坐牢吗？请你婉言转告他，要为我的处境想一想。面子要双方来顾，如再有这样行动，那就莫怪我无情了。”第二天，濮清泉把此话转告了陈独秀。陈起初“神色自若，毫无赧颜”。濮批评说：“你是一个政党的领袖，对妇女问题，没有正确而严肃的态度行吗？”陈自知理亏，沉默良久，然后说道：“在建党以前，在这方面，我是放荡不羁的，可是建党以后，我就深自检点没有胡来了。”[36]言外之意，他这次不属于“胡来”范围。说来也是，他们已经是同居两年的事实上的夫妻了，不过是场合不合适而已。现在，典狱长既然如此说了，“面子”还是要给的，而且是“双方的面子”，从此不再发生这样的事了。
就这样，潘兰珍一直照顾到陈三年后出狱。患难识知己，日久见人心。潘兰珍三年如一日精心照料陈独秀的生活，使陈独秀深受感动，特别是出狱后晚年的始终如一的照顾，也感动了陈独秀两位前妻所生的孩子，由不理解、不满，到接受和尊敬。对于潘兰珍来说，看到众多国民党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来探望，并馈赠各种衣物（仅贵重的皮袍子就送来八件，陈用不了就转送狱中难友）和钱财，也使潘大开眼界，看到这个“老头子”的价值和地位。于是两人更加相亲相爱，情深似海。
狱中的研究工作
自从1901年留学日本参加革命斗争以来，除了在北京大学和广东教育委员会两个短暂时期进行教育工作以外，陈独秀一直过着动荡危险的“地下”生活。其实，就其个人爱好而言，他更热衷于学术研究，尤其是文字学。以前，在紧张的革命斗争中，还忙里偷闲，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如1904年3月至1905年创办《安徽俗话报》时期，研究过“中国何以不如外国”的原因和救国的途径。《安徽俗话报》上约50篇以“三爱”笔名发表的文章，反映了他此时期思索和研究的状况和结果。1914年6月至1922年7月，反袁斗争失败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期，除继续研究使中国国民性愚昧落后、国家衰弱的根本原因外，还对教育、文学、宗教、道德、法律、艺术等，进行广泛研究，发动新文化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他发表了大量警世骇俗的见解。1922年8月，他把这些见解收编在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中，他在该书“自序”中说：
我这几十篇文章，原没有什么文学的价值，也没有古人所谓著书传世的价值。但是如今出版界的意思，只要于读者有点益处，有印行的价值便印行，不一定要是传世的作品；著书人的意见，只要有点心得或有点意见贡献于现社会，便可以印行；至于著书传世藏之名山以待后人这种昏乱思想，渐渐变成过去的笑话了。我这几十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学的作品，而且没有什么有系统的论证，不过直述我的种种直觉罢了；但都是我的直觉，把我自己心里要说的话痛痛快快的说将出来，不剿袭人家的说话，也没有无病而呻的说话，在这一点，也许有出版的价值。在这几十篇文章中，有许多不同的论旨，就此可以看出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底产物。在这一点，也或者有出版的价值。
人们可以从陈独秀的这段话中，感悟他写文章的特点和为人的特殊性格。
首先，写文章“只要有点心得或有点意见贡献于现社会”就行，不能考虑“传世”。从这一点看，由于他的天赋，正因为他的写作不追求名利，反而成了“传世”之作。据统计，这本《独秀文存》1922年出版后，连续印行10次，累计印数达32000部，畅销达30年。1952年此书因受托派案株连被查禁销毁，30年后，再次被多家出版社出版或列入出版计划。
其次，他写文章主要凭自己的“直觉”，以记录“社会思想底变迁”。所以，陈独秀在文章中表达的思想是“与日俱进”的，他只忠实地反映“社会思想底变迁”，而不考虑个人的名利安危。同时，由于“社会思想变迁”的反复性，他对于自己思想的反复和前后矛盾性，也就从不后悔和检讨。他也就成为一个这样光明磊落的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从来不认错”，其实，这恰恰是他的特殊性格，是基于尊重历史的科学性，而不是顽固坚持错误，更不是文过饰非。
在反袁斗争失败后的极度困难时期，陈独秀还研究文字学，完成一部专著《字义类例》。在这部著作中，他对学术的贡献，前已有所论述。而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隐居时期，他一面思索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新路，一面又研究汉字改革中的拼音问题，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
现在入狱，要坐长达八年之牢，于是他更要把监狱当作研究室了，把本来是寂寞难熬的监狱生活，变成紧张的研究工作，在这特殊的环境中，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尽情地贡献给所热爱的人民和祖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在监狱这种环境中，争取“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为人类创造“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37]于是，他拟订了一个庞大的著述计划，声称“拟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创造中国五十年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38]可见他的雄心壮志，不亚于革命斗争中的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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