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大争论，又是围绕着陈独秀《目前形势与反对派的任务》一文进行的。这篇文章主要观点如下。
国际形势：由于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造成资本主义世界的极大混乱和1933年1月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指示德国共产党支持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希特勒上台，致使法西斯抬头，世界、中国和托派内的舆论十分恐慌，以为资本主义国家必将崩溃，世界战争很快会爆发，托派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会再次联合向苏联进攻。陈独秀则持异见，认为：“国际左派反对派向来不曾说过资本主义的统治已经走到了总崩溃”，而“会有弥缝一时期的效果”。陈断言：“美国造成强有力的海军以前不会和英国和日本公开的决裂”；英国埋头于欧洲问题，“在远东不取冒险的政策”；“欧洲的英法一团，意奥一团，都很明显，如果这两团共同抵制德国则欧洲大陆一时不会发生重大问题的”；“苏联的危机国内重于国外，自一九二七年以来，它在国际政治地位，已日渐减轻了。以现在国际关系，各强国间一有战争，迟早必然国际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机未成熟前，简单两国间的战争是很难想像的，况且欧洲进攻苏联的联合战线已经解体，美俄之日渐接近，日本未必敢于单独向苏联武装进攻”。
国内形势：陈独秀认为大资产阶级经过“九一八”“一·二八”和华北事件三大危机后，“它的地位又相当稳固了。大资产阶级已一致拥护国民党消极对日让步，积极依赖英美的政策……工人群众在消沉状态中。农民除少数特别区域外，最大多数除悲叹驻军、土匪及苛税杂捐之厄运外，还没有别的举动。”
托派的近期目标：“至少在一九三五年以前，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如果没有意外的大的事变发生，这二三年中，还只能是反革命抬头，革命低落时期。在此革命低落期下，不应该采用过高的自欺的口号，如‘苏维埃’等。我们的力量应该集中于后年三月国民大会的斗争，特别是在大会前大会外之群众的斗争”；“我们虽然不能预想此次运动在现局势下有很大的发展，但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总可以因此得到一些接近及组织工人、农民、急进的学生之机会，使我们相当的脱离散漫、孤立、软弱的现状。”
三项建议：为了达到以上的目标，文章提议：（1）“即日在上海召集一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关于参加国民大会运动的政纲（即政治要求。此政纲中，除以前我们所发表的各项要求外，应加上一项‘反对国民党起草的宪法草案，宪法应由国民大会自己起草，由全国人民直接总投票表决’）及工作大纲。”（2）“要特别注意史大林派下的党员群众工作。”（3）组织内“必须全体动员，任何人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即无不同的政纲，而仍旧留在组织者，必须担负他力所能任的工作”。
应该说，陈独秀的这个政纲，除了“国民会议”是空想外，比较切合当时托派组织的实际情况，同时又是托派在极度衰微的状态下无可奈何的选择。这个政纲写得既简明扼要，又全面具体，表现出他遥控托派领导工作的殷切心情，因此受到临委的极大重视，首次发表在《校内生活》第7期后，又在1934年5月12日出版的《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国民会议与苏维埃》上重新发表。
从1933年9月到1934年10月出版完三期《政治问题讨论集》为止，临委像走马灯似的换了几次，但对陈独秀的意见都十分重视。刘仁静（笔名“列尔士”）、彭述之（笔名“区白”）也发表了多篇文章。对此情况，托派内部也不是没有意见，认为只是少数几个同志说话，大家处于旁观者地位。新成立的临委辩解说：“如果有同志对于少数政治认识高的同志的意见，因其常发表便觉得‘讨厌’这种情绪是应当制止的。直到现在，内部讨论的各问题，都是必须解决、或将来在事实上要遇到的。这些讨论任何同志都不该轻视。”并指出，常委对于一般同志的意见也是重视的，但有些意见却不知所云。所以，“对于常委，原则上当知道常委有权：（1）不发表无教育意义的文章；（2）先发表重要的文章”。[10]
由此可见，陈独秀的文章在托派领导者眼中是“政治认识高的重要文章”，因此得到了重视，也使狱中的陈独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遥控托派的作用。
在福建事变中的再度亢奋
福建事变发生后，托派临委做出积极反应，特请狱中的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宣言——《福建事变之原因与其意义》。[11]在“一·二八”事变中，他以常委名义做出的与“向左盘旋”的资产阶级“共同行动”并联合中共红军、首先推翻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决议案失败后，再度表现出“反日反国民党”的亢奋。
宣言在分析事变发生的远因、近因后，指出这次事变的意义是：政变者“不管他们主观上怎样包含着借民众力量与政治口号在进行其自己的企图，但民族民主的问题、民众的需要与国民党的无能，都提上中国政治之正式日程中了”！同时也表明“国民党及其军阀之倒台，中国革命之复活，已有其不是遥远的事体之象征”，“并且无疑的包含着中小资产阶级之某种程度的革命要求”。
接着，宣言分析了这次事变的困难与危机，指出它是上层军事政变，领导权在旧军阀和政客手里，而“不是由民众运动之逐渐发展，以民众为主动公开揭露出来的旗帜，所以这次运动的本身是头脚颠倒的，还是以政客的领导者的军人支配政治，而不是以群众支配领袖顺着民众和其要求有变化的可能，而那些政变的主动者有临时叛变的可能”；尤其是福建本身地瘠财穷，十九路军兵力财力之弱，“军事上倒蒋与进攻也是困难的。因此中途走向软化妥协与背叛，甚至在不能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下而有被消灭的可能”。但“此次政变所提出的政纲……其中大部分能代表广大的群众之暂时要求，以此便有吸引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拥护之可能，如果那些政变的领导者能够坚决的执行其诺言，如果他们更能远大的注意于全国范围之政治运动的扩大，则在得到广大群众拥护和赞助之下，是有其胜利的发展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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