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当时的托派临委，囿于力量和影响，除了派严灵峰去发表一些大家不能接受的极左言论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作为，更不用说贯彻陈独秀的主张了。即使陈独秀亲自来指挥，也不会两样。
福建事变的失败，更证明陈独秀的九月政纲的正确。但各派都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刘仁静更摆出一贯正确的架势，猛烈批判临委的观点和策略，同时又批判陈独秀和彭述之，致使临委的再一次改组。由陈其昌等人组成的新临委点名批判了除陈独秀以外的各方对于福建事变的意见。
参加托派内部大讨论
其实，这场大讨论的问题，早在1933年9月陈独秀提出托派新政纲《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之后第九天，即10月8日以“雪衣”笔名发表的《几个争论的问题》一文中[17]就提出了。文章开头便说：“我们过去和现在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果具有现实性，我们必须有个真实的解决。否则一切工作特别是内部教育和对外宣传，因为两方面相反的意见，相互牵制，一步也不能进行。我特地写出这篇短文，以贡献一点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
接着，他提出了托派内部长期争论的五大问题。
第一，关于民主运动问题。陈独秀从俄国革命经验中指出：“孟什维克主义，在中国党内有很深的根蒂，并且带到左派反对派中来了”，但是它的表现形式却是极左的，即认为“民主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做做改良主义运动，到了民众运动高涨起来，便用不着它，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口号，苏维埃口号下夺取政权。”
第二，“民众政权”口号问题。陈独秀说：“‘民众政权’本来只是在民众运动高涨而还未达到能够提出无产阶级斗争夺取政权这样的中间斗争环境中一个临时的鼓动口号，它根本不能和党纲上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专政这样表现政治阶级性的问题相提并论。前年反日反国民党运动高潮时，此口号一提出，即受到疯狂的反对，由杜畏之传染到彭述之。述之因反对这一口号，走到根本反对在宣传鼓动上涉及政权问题。他主张只提出国民会议，不说政权。我问他，既然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群众如果问国民党打倒后，谁接受政权，我们如何答复呢？他说此时根本就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可是此时许多学生群众已经在南京喊出这一口号。接着，陈批驳了“民众政权即资产阶级的政权”的观点；批驳了“民众政权不表示阶级性”的说法：“我以为正因为不明显的表现阶级性，它才不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及‘工农民主专政’鼎足而三的东西。”（黑体为陈所加——引者）
由于陈写此文时并没有“民众运动高涨的形势”，所以，他表示：“我觉得此时不需要这一类的口号（指‘民众政权’——引者），因为这一类的临时鼓动口号，不宜于把它用做比较有永久性政纲性的宣传口号”，为此他强调：“一切策略，一切口号，都有它的时间性，都会因易时而变质，由正确而变为不正确甚至错误。”在这里，他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多数托派分子，有无可弥补的裂痕。
第三，国民会议问题。陈独秀指出：“国民会议之错误的见解，不用说是从对于民主主义的谬见演绎而来的”；而极左派却高喊“国民会议只能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国民会议只能是两个革命间反动时期的口号”，“国民会议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国民会议运动不应涉及政权问题，不应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陈独秀则主张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共产党（托派）通过国民会议，引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也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四，经济复兴问题。这是针对刘仁静的思想——中国革命再起要依靠经济复兴后，无产阶级力量强大，才有胜利的可能。在福建事变发生时，刘也主张托派应该在这个事变中提出“关税自主”“废除苛捐杂税”等“肃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障碍”为主的口号，[18]而不应该存有无产阶级革命并夺取政权的妄想。陈独秀则认为“资本主义发达自然是社会的进步”。列宁的思想十月革命却表明恰恰是在“资本主义比较不甚发达的国家，是在全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之一环，正容易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还有其他必要的条件”，除了经济之外。“我们可以承认幼稚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运动，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之有力的同盟军，那里便有无产阶级革命之可能。如果认为必须资本主义发达到和先进国相接近的程度，那里的无产阶级才能担负革命的任务，那么，‘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名词，必须从经济落后国家的字典中永远除去。”“这样危险的思想，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中，非即时停止不可！”
第五，帝国主义进攻苏联问题。斯大林为了在帝国主义包围下“建设一国社会主义”，一直在宣传“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以使各国共产党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政策。托派中大多数人，也基于托洛茨基关于“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思想，虽诅咒斯大林本人，却一直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始终持“保卫苏联”的立场。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大胆地指出斯大林的说法是谎言：“武装进攻苏联，帝国主义者过去已经有过苦的经验，现在的情形更不同了。帝国主义者不是疯子。它们武装进攻苏联必须依据它们的可能与必要，不会作冒险的尝试。现时帝国主义有武装进攻苏联的可能吗？现在的苏联已经不是以前的苏联了，在帝国主义绅士们的眼中，它已经是一个不易欺侮的泼皮。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穷于弥缝应付，又加以各国内部的牵制；它们哪里有武装进攻苏联之可能。有必要吗？也没有。它们迫切的进攻苏联，是因为受到苏联推动世界革命之威胁。在斯大林派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所产生之无条件的和平政策统治下之苏联，帝国主义并不甚感觉着有这一威胁了……如果我们认为上述的情形一时不会改变，便应该认为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的联合战线已经解体，并且不是暂时的事。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在它未能和法国、奥国、波兰的关系弄好以前，也未必敢于冒险……斯大林派夸张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是掩蔽国内危机的烟幕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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