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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物传记_郭德宏【完结】(571)

  陈独秀此文发表后,如同在托派中炸响了一枚地雷,连同他的九月政纲,受到了刘仁静、彭述之及其他极左派分子的猛烈反击;陈独秀也及时进行反驳。同时,刘与彭以及极左派分子之间,也互相批判,形成了一场大混战。每人都说自己是“真正的托洛茨基者”,对方是“可耻的机会主义者”,直到1934年1月16日,陈独秀在一篇文章末尾,为托派的发展总结出三条路线说:一是“胡年(即刘仁静——引者)的路:经济复兴,主要的是抵制日货以开辟国内市场”;二是“区白(即彭述之——引者)的路:反蒋就是执行民主民族斗争任务”;三是“雪衣(即陈独秀——引者)的路:国民会议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打击国民党军事专政以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发展中国经济”。陈独秀问:“我们走那条路呢?”[19]

  27日,彭又撰万言长文,猛烈抨击陈独秀的《国民会议与苏维埃》一文“除了重复以前的错误与空洞外,更加上了许多新的错误”,“将苏维埃尽量说成一文不值……而用刷子将国民会议刷成最光辉美丽的颜色”[20];刘仁静也回击陈独秀,认为自己的路线比陈独秀“组织苏维埃的空谈”切实些,批评陈对资产阶级的估量是动摇的,一到资产阶级向左盘旋时(如十九路军之抗日),“就对它不免发生幻想”;而对形势的估量,“比我更不如”;“一时轻浮的乐观认为苏维埃革命快要到来,一时又改变成沮丧的悲观,认为革命无抬头的可能,教人们如何对他发生信仰”,这才是“无耻的机会主义”。[21]同时,刘仁静又完全同意陈对彭的“单纯倒蒋”策略的批评,但又说陈过去也犯有彭同样的错误(如反蒋问题上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认为彭“已承认了一九三二年的错误”(指主张“组织苏维埃”——引者),而陈坚持错误。[22]

  对于这种争论,陈独秀实在感到厌恶,2月10日,他以《应该这样答复吗?》[23]为题,指责彭述之只会“乱造谣言和乱抄革命文件”,避而不提辩论的中心问题,而“满纸的题外游词,这样的答复只是他表示自己没有争辩能力”。他又反驳刘仁静,坚持认为自己主持的托派常委在“一·二八”时的“路线是正确的”;并说如果将来再出现那样的局势,托派主张迎接革命高潮而被刘仁静的“盲动主义”和“反马克思”等大帽子压倒,“我真要为中国革命痛苦!!!”还申辩自己在“一·二八”后主张的“共同行动”,与彭述之主张与反蒋资产阶级政治联盟,本质上是不同的。[24]

  这种名为讨论,实为错误思想之间互相攻击的争吵,一直持续到这年7月。陈独秀最后声明自己的基本观点是:“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不但是我们的基本路线,并且可用为在现时的宣传口号。”[25]陈独秀以此划清了他与刘、彭及托派中一切极左派之间的界限。

  这种争论,由于没有一方掌握着完全的真理,皆没有说服力,因此不可能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只能更加离心离德。于是,作为旁观者,尹宽致函陈独秀劝阻结束争论。信中抱怨“五、六年来,反对派尚停滞在小团体的状况中,尚未得着发展”,现在是“不仅还没有斗争的基础,并且还没有端正方向,还在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之中”。尤其是“一·二八”事变及福建事变中所存的一些幻想遭到失败,完全陷于“消极状态”;表示自己不愿“加入现时争论的漩涡”,因为这种争论“太滥费了,急待结束”。[26]

  实际上,由于两个外国人和北方一批年轻托派分子到上海,这场争论早在4月就开始转向了。

  差点被托派中央开除

  陈独秀这次被捕入狱和托派中央再次被破获事件,引起侨居土耳其进而转移到法国(1933年7月)的托洛茨基和托派国际的严重关切。但直到1934年,他们通过上海《密勒氏评论》周刊副主编和《达美晚报》编辑格拉斯(C.Frank Glasse,中文名李福仁),与中国新的托派临委取得了联系。格拉斯是英国人,曾去南非做新闻记者,加入共产党,旋又转向托派,后来到美国,参加美国托派组织。据王文元说,他早在1931年初就来过上海,想参加中国革命,特别想参加中国托派活动;但因当时中国的托派组织一再遭受国民党的破坏,在中国整整两年,始终找不到托派组织,因此在1933年11月离开上海到纽约,与美国的托派同志会晤,同时与在法国的托洛茨基通信,讨论如何办由美国人伊罗生(Hazold Roberts Gsocs)在中国主持的《中国论坛》,并取得了与中国托派联系的地址。1934年2月他来到上海希望帮助重振中国托派组织。恰巧此时,原任中共中央外围报纸《中国论坛》(表面上是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机关报)主编的伊罗生,由于不同意中共中央宣传部指示的办刊宗旨(在白色恐怖下宣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以及批判所谓托派罪恶),也转向同情托派。[27]这两个外国人,首先结识刘仁静,受刘的影响较大。与陈其昌为首的新临委接触后,格拉斯认为陈其昌因托派中央连续被破坏而推行的工作方针太保守,建议增加年轻成员。于是,把未遭破坏的北方托派组织骨干史朝生(又名施颂德)、刘家良、扈焕之(又名胡文华)、王树本(又名王耀华)等,先后调到上海。他们首先控制了上海沪西区委,作为他们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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