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里的共产党组织多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摧毁的情况下，托派却如此大胆地行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实际上，当时托派的动向已经被特务所掌握，正如伊罗生向托洛茨基汇报提纲中所说：国民党特务曾向刘仁静表示：他们“几时要他来”，便几时可以捉他。刘仁静如此，实际上整个托派的处境也是如此。伊罗生在托派新中央成立后，认为中国托派工作走上了正轨，于是雇用刘仁静当翻译，一起去北平，搜集资料，以便写一部真实的《中国大革命史》。当时刘仁静化名为柳鉴明，每天到北平东城大羊宜宾胡同一号伊罗生的住处收集各种报纸上关于政治、经济、农村共产党和国民党等新闻，译出供伊罗生使用，重要的还做成剪报资料。但是，1935年3月22日早晨，刘仁静携妻陆慎之及两个幼儿回湖北应城县原籍省亲，他们到前门火车站时，警探也随之而来，搜查行李时，刘仁静“表示出惶恐紧张。因为非常紧张，竟致将一些可以入罪的文件带在身边”。这里说“可以入罪的文件”，就是托派内部关于“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刊物、传单和如何“推翻”的讨论集。警探于是认为抓到了共产党，把刘仁静一家人带到局里审问，后移送河北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拘押。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得讯如获至宝，立即持公函把刘仁静调到该会审理。函称：“贵院寄押共犯柳鉴明。在侦查期间经敝会提出询问线索关系，倾奉中央电令为柳鉴明即共产党托派领袖刘仁静，案情重大，着敝会负责押解送京办理。”[56]“询问”结果，果然是“共犯”，于是，刘仁静夫妇先被转送北平市公安局，5月8日，国民党市党部从公安局直解南京。[57]
刘仁静在与陈独秀争论时，本来就认为只有经济复兴后才有条件搞革命，后来因受了陈独秀的多次批评和讥讽及青年托派极左派的压力，才勉强放弃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被捕事件的发生，再次证明了自己原来的观点是正确的，于是就动摇起来。在国民党训政人员的开导下，重拾中国现在应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不宜进行革命活动的观点，国民党优待他，将其转入南京反省院，他用自己的理论知识，在反省院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做其他犯人的“开导”工作，出院后，投奔原“我们的话”托派骨干梁干乔主持的训练班，该训练班由胡宗南部所办，专门从事反共宣传并对投奔延安的青年进行“政训”。
刘仁静在北平被捕，四个星期以后，在上海的托派组织，由于一个混进水电工人托派组织的国民党特务告发，史朝生等四名常委在一次开会时，被一网打尽。[58]
托派中有人说两个外国人李福仁和伊罗生也同时被捕，因为他们的“洋人”身份，打了一顿后放了。笔者曾把这个情况写进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出版的《中国托派史》。现在看来有误。新发现的伊罗生向托派国际提出的《备忘录》中说：“G同志（即李福仁）与警方之间也发生了一点纠葛，警方早知道他和我们组织有关系，不过直至目前（即1935年8月）为止，他们不曾对他采取任何行动。”伊罗生在北平的活动由于刘仁静的被捕，北平警察多次上门盘查，现在北京档案馆里，存有多件盘查记录，但没有逮捕的记录。一是伊罗生持有美国护照，中国政府不敢轻易冒犯，二是可能听信了刘仁静的口供：“伊罗生当日曾辅助共产党工作，出刊《中国论坛》，现在已早与共产党脱离关系……现在的思想及其论述对各共产党之工作情形不当之点，均有批评，故其现在只可云同情共产主义竟不满意于国民党，在客观地作一学识（术）上之探讨。”[59]他不久离华，回国写了一本《中国革命的悲剧》，因为他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托洛茨基的具体帮助、指导、审阅和修改，所以这是一本贯彻托洛茨基思想的中国大革命史，第一次向外部世界披露了中国大革命史的许多内幕。所以此著一时成为轰动世界的畅销书，尤其为反苏的西方国家所欢迎，也是中国托派竭力推崇的一部经典著作。
中国托派再次受此重大打击，使新中央重振组织的一系列计划和努力，又付之东流，组织又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李福仁想找到陈其昌他们，问问他们至少为了恢复一些实际工作（出版《火花》等），是否愿意合作。但是，李的思想很奇怪：等找到陈其昌时，李“对他声明：这是为了共同工作把组织搞活；但在政治问题上，他（陈其昌）的被开除仍旧有效”。[60]这哪是什么合作，简直是侮辱。于是，自然不欢而散。
幸亏这年夏天，王文元在乡下养病后又回到上海。他看到“此时刘仁静刘家良们合演的悲喜剧已经收场。易洛生走了。李福仁还在。领导机关根本没有，那时全上海大约只有二十余个反对派同志。大家觉得非重新组织不可”。[61]而陈独秀受了这次打击一点也不消极，把这次事件视为重振托派的好机会。王文元继续说：“狱中的独秀对组织很关心，他写信出来，主张由陈其昌、赵济和我，暂时成立一个三人委员会，着手整理工作。”李福仁也从这次事件中吸取了教训，似乎了解到一些中国国情和斗争的特点，主动与陈其昌及尹宽和解，经常与他们见面，也盼望组织能够尽快恢复，弥补过去冒失造成的损失。但是，开始时，陈其昌因受了太重的打击，不太愿意出山。陈独秀则抚摸着“老毛子”斯大林及其来华代表们强加的伤痛，对“毛子”外国人李福仁在这次事件中的恶劣作用更加不可原谅，甚至“万分厌恶”，“接连写出信来，力阻我们再和‘毛子’合作。”王文元了解这种情况后，与李福仁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话。王文元发现：“这是一位很忠厚老实的同志，绝非官僚，亦非冒险之徒。他只是一心要想参加工作，希望趁他在华之机，能给组织以多少帮助。可惜的是，过去他的热心却让刘仁静的野心给利用了，以致未能成事，抑且败事。”通过这次谈话，中国托派还弄清了李福仁的真实身份，即并不是刘仁静等一向所说的“国际代表”，只是一个国际朋友。李向王郑重声明，他只因职业关系来中国，因为是托派一分子，就要找组织参加，他从不曾向谁说过他是什么“国际代表”。所以，他得知刘仁静等一向把他说成“国际代表”，抬在肩上，在中国同志中招摇撞骗，“非常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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